乏必要的食品维持健康的妇女，是因为缺乏医疗和营养不良而影响生长发育的婴儿，是连上学的机会都被剥夺的儿童。当这种影响反映到儿童死亡率的上升时，这简直就是违反人性的暴行了。这绝对是不正当的。目前，一个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应该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够从沉重无比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同时走上复苏和真正发展之路。
世界人口增长正在逐渐受到控制。变化正在各地出现。但是如果在目前的时刻，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这个机会，去发现一个新世界并且有勇气去把这个新世界变为现实，那么在未来十年里，我们就很有可能去解决威胁人类的三大主要问题:战争、环境恶化和贫穷。
废除奴隶制度、终结殖民地制度、取消种族隔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妇女权利的承认都是当代重大的社会变化。这些社会变化都是从文字上的承诺开始最终变成实际行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应该关注儿童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梦想——召开一次国际儿童首脑会议并且签署一份《儿童权利协定》——一定会变成现实。
现在，每天都有40000名儿童失去生命（到2003年这个数字会是35000），每周死亡儿童的人数是280000（到2003年是245000）。无论洪水还是地震，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灾害能够夺走这么多儿童的生命。导致儿童死亡的杀手是一些悄悄蔓延的疾病，例如骨髓灰质炎、破伤风、结核病、麻疹等。最恐怖的是痢疾引起的脱水症，这是由于饮用不卫生的水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这些疾病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给一个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只需要5美元，防治脱水症只需要6美分，每年花费84美分就可以防止儿童失明。为什么政府宁愿花巨资购置军备，而不愿意把钱花在儿童身上？儿童应该是最伟大的财产，是和平的希望。
我必须承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有时让我觉得很受打击。当我停下来想到，有许多事情——例如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无法做到时，或者当我与一些偏执的愤世者——他们认为贫困和痛苦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导致的——交谈时，我常常感到悲哀和失落。要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不是依靠让儿童们死去，而应该依靠计划生育和生育间隔。通过给予世界上的穷人更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教育、房屋、营养和人权等，可以使人口增长速度降低。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我们可以给予这些国家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已经证明，通过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可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世界银行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人口增长趋势从此以后将从增长变为减少。一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降低之前能够实现出生率的降低。换句话说，家长应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保证这两个孩子都能生存下来，而不是生育六个子女，只希望其中两个能够存活。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致力于对母亲们进行有关如何照料子女的教育。因为，母亲是儿童们最好的“保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一切与妇女的健康、营养、卫生、教育、扫盲等有关的教育计划。
因此，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查理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
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止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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