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欣向荣，并非没有道理。
始料不及的是，米不够吃了。
自古江南鱼米乡。苏湖熟，天下足，直到明孝宗时北京所用稻米仍然半数从江浙漕运。抱歉的是，市场更看重经济效益。当丝绸、棉布和其他手工业品的利润明显地高于粮食作物时，农民没有片刻犹豫就改变了产业结构。
天下粮仓，也从南直隶和浙江转移到湖广。
现在称为湖南和湖北的湖广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再加上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稻的培育，一年两熟不是问题，于是便取代江西成为中国的米袋子。有供求就有市场。湖南湘潭和湖北汉口，则是当时稻谷的最大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这些米被用来换盐和其他生活用品，且大多都是自主经营。
结果是：湖广熟，天下足。
从中游到下游，长江地区都取得了经济霸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福建的地理特征既非人多地少也非地广人稀，而是山多水短海岸线长。在那里，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海外贸易，显然更能解决温饱和发家致富。因此尽管当局禁令甚严，福建走私却不亚于南直隶和浙江。
四川依然富足，广东则相对衰微，好在作为冶炼中心的佛山仍然与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和江西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徽州。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络能量巨大，徽州商人的身影也时时闪现于江南市镇。
这不奇怪。毕竟，徽州与苏州同属南直隶。
引领时尚当然更非南方莫属。那时全国各地的生活用品都以苏州的式样为式样，苏州的创意为创意，苏州人的好恶为风向标，叫苏样和苏意。做工则以广州为上。那里的能工巧匠举世无双，造出的奇器也远销南京北京、西洋东洋。
由此有了一句民谚：苏州样，广州匠。
趣味自然也包括鉴赏和收藏，藏品则不但有古玩，也有时玩。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瓷，还有唐伯虎的画和文徵明的字，也都是抢手货。至于价钱，则是江南的士大夫群体和徽州的豪商巨贾们哄抬起来的。
美丽的南方，就这样悄悄地影响着中国。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南方不仅是聚宝盆，也是人才库。苏州、绍兴和江西吉安是国考大府，福建莆田则堪称科举大县。换句话说，远在北京的帝国政治中心，其实要靠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双重输血来供养。
这当然会有问题，甚至在迁都之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