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一堂课，我去找吉川裕子。我想假装碰巧遇见她，走向食堂，在中庭的几个吸烟处找来找去。其实见不到她也无所谞，但我就是不死心地继续找。她是文学院的学生，我也去她上课的大楼找了一趟，结果还是没能找到她。就在我快死心时想了一下，决定打手机给她。虽然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但我想忠于自己的决定，也想邀她出来吃午餐。我听着电话铃声，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很积极。而且，不管这是什么事，我认为积极不是一件坏事。
电话响了七声以后，我挂断电话。没由来地认为，她现在可能和男人在一起吧。虽然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但莫名地就是觉得她和男人在一起。如果她的男人是很酷的家伙，那我必须成为擅于倾听的人；相反地，如果是个爱撒娇又爱忌妒的家伙，那我就必须变得很酷。但无论如何，一直打电话给她都不是上策，今天就别再打了。这么一来，到时候她一定会打给我。
我的包包里放着手枪。我先把手枪装进黑色的皮革袋里，用绳子绑紧袋口，再把它放进上学用的包包里。这个皮革袋是美国制的高档货，做工精细，可以完全包住手枪，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它毫无矫饰的设计。自从我带枪出门以后，生活变得十分谨慎。要是我把这个包包忘在哪里、或是被偷了，这就意味着我完蛋了。因此我每天都充满迷人的紧张感，经常感到一股椎心的刺激涌上心头。我几乎是用全部的生活来意识自己有带枪这件事。上课时，我经常从包包里拿出皮袋，直接将它放在桌上。皮革的材质很硬，因此能遮掩手枪突起的轮廓，从外观很难看出里面装了什么。我望着它，时而用手抚摸它，如此渡过无聊的课堂时光。当然，如果有朋友靠近我，例如吉川裕子或圭介，我会避免这么做。万一有什么理由这个袋子被拿走了，这就超越了紧张与刺激的领域，成为现实问题出现在我面前。
在不熟悉的文学院大楼里，我独自坐在吸烟区的椅子上。我感到有点无聊，从包包里拿出皮袋。因为开始上课了，四下无人。我有一股冲动想从皮袋里拿出手枪，但最后还是控制住了。我点燃香烟，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虽然也想到打电话给前些时候上床的女人吧，但还是觉得麻烦而作罢。
这时，我不由得想到“开枪”这件事。这不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件事，其实我最近都频繁地想到。开枪这个念头常存我心中，当这个念头高涨时我会把它压下去，当它转为稀薄时我又会想起它。过去这段日子，我就这样在心中享受着开枪这件事，但它后来慢慢地、宛如会自行增殖似地，带着现实的影子，让我感到烦忧。过去，我将开枪这个行为，放在总有一天、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但自从随身带枪出门以后，我觉得开枪变成迟早的问题。这种随时都能开枪的状态，与日俱增刺激着它的可能性，成为现实里的事向我逼近。每当我看到枪、摸到枪，我的脑海里就会具体呈现我开枪的情景。这个情景彷如想跳出我的想象这个狭小范畴，和具有实际感受的肉体触感连结。就这样。我认为有一天我会开枪，一定会开枪。拥有了手枪，在随时都能享受开枪感受的状态下过日子的我，总有一天一定会追求这个实际感受；也就是说，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开枪。这个确信将遥远的未来拉近了，彷佛它本身拥有了人格，逼迫我开第一枪。这个已经敲定结果的未来，希望我能尽早实现它的要求。这个要求逐渐强烈，逼得我快要发疯，抓着我紧紧不放。我感受到必须开一次枪的必要性。否则，再这样反复自问自答下去，我一定会真的发疯。
发射子弹一事，从我的意志选择开始。不知不觉间，超越了我的预料开始转为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些许不安，也试着仔细思考，但我的脑筋开始疲累，只好放弃思考。我觉得无论再怎么思考，这件事似乎已经敲定了。而最后我也告诉自己，即便如此也无所谓。
手机突然响起，是吉川裕子打来的。我觉得好像得到赎罪似的，以开朗的口气接起手机。她说她刚才在睡觉，还在电话里打了一个大呵欠，但我并不相信。在我的脑海中，吉川裕子是和男人在一起。我想了一下跟她说，我原本只是想如果她有空的话想找她吃顿午餐而已，并没有什么事。但她说自己已经起床，现在就要来学校了。随后还补上一句，说她到了会打电话给我，就把电话挂了。
等她的时候，我想做点什么事打发时间。左思右想的结果，我决定去图书馆看报纸。电视新闻都在报阿富汗和美国的事，关于荒川死了一个男人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带过就没了。我想报纸可能会有比较详细的报导，图书馆可以一次看到几天份的报纸。但一开始我竟然把这件事当作打发时间的对象，这让我感到些许惊愕。这件事理应占据我生活重心的大事。我在那个女人家里的厕所想过这件事；也因为这件事，决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谨慎点。我茫然地坐在吸烟区的椅子上，动也不动地陷入沉思。我会不会花太多心思在这把手枪上？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些许恐惧。虽然我对手枪很敏感，但对自己身处的状况却不够敏感。虽然我很在意警察接近我，但却没有事前准备也没有拟定任何对策。我不由焦虑起来，直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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