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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