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女儿和家人，全副武装的几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家人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单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己的家居时，人人都在关紧自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开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我和家人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家人忙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都这么说：体温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蚂蚁。
家人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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