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