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随访。
会议结束后，沈壮还做了一件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个”的事——他走进病房，敲开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签从他的嘴里采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东西，而且你是从李某这样的‘毒王’嘴里取的咽拭子，当时你不怕？”我问。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怕不怕的问题，只是想从病疫角度应该留下这种患者的病菌体，以便带回去让检验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我也不知道这SARS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沈壮说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当初他到“毒王”嘴里掏咽拭子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袭击设防并不多的东直门医院，是SARS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医院方面尽了当时他们所能想的回应，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将李某单独隔离治疗，也给医务人员配发了口罩和防护服。“可那时的这些防护东西非常简单，而且都是平时我们用于对付普通传染病的口罩和防护服，哪知道非典病毒传染强度那么大。再说也奇怪，当时我们想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口罩和防护服，竟然也找不着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东西。”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感叹地说。
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处在战斗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发起攻击。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某又两次心脏骤停。肺器功能的严重衰竭，同时导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这是SARS袭击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对那些抵抗能力差的并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SARS袭击时很快死亡，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经过前后72小时的抢救，SARS还是夺走了李某的生命。后来据我对重症专家的采访了解到，像李某这样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抢救，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
然而当时的东直门医院或者说在整个北京与SARS搏杀的殊死战斗中，广大医务人员发扬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们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生命在构筑一道保护广大市民的长城，后来上面又要求他们为“减少死亡率”而战。因此，医务工作者在整个战斗中成为高危群体是一种必然。
“我的妻子确诊非典了……”
东直门医院的付出的代价比302医院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结束生命时，该医院的医务人员便有人出现发热高烧现象。护士姚小姐是第一个感染者，当日被送进自己医院的隔离室，次日转到佑安医院。在姚护士被确诊患SARS送进佑安医院当日，又有七名医生倒下……
“这是怎么啦？”医务人员中出现了恐慌，庞大的东直门医院在一条条传言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开始倾斜。
20日得到李某死亡报告后，沈壮提出要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和取样。
“我的直感是这例SARS对北京防治和专家研究这一病因很有用。我们首先做家属工作，人家考虑了半天，说解剖可以，但必须重新将尸体缝合完整。这是自然的事。于是经过申请，21日我们就把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事告诉给了医院方。开始希望有专业人员来做，但考虑医务人员还不懂SARS这个病的传染性，所以我就主动提出参与解剖工作。可这时的东直门医院内部已经出现严重恐慌心理，再者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腾出来顾及已经死亡的李某尸体解剖一事。这时的东直门医院每时都有医务人员在倒下。
“22日我们去医院准备进行尸体解剖。但医院没有来人。我只好向市卫生局请求支援一个专家来，因为我毕竟没有做过尸体解剖，总不能胡乱给人家破肚开膛。后来地坛医院的刀大夫来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实。一把好刀，可这把刀在那天没有用上。”沈壮说：“我们到医院后，医院给我们提供的条件是太平间外面的一间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锈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块石地板上磨了起来。那时还天寒风急，我心头感慨颇多。一句话：有点?儿心酸！”
采访陷入暂时的沉默。
沈壮很快恢复情绪，继续说道：“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说李某的尸体装在8号大铁柜内。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后，我们发现这具尸体上没有标死者的身份，任何标志也没有。刀大夫说，这不符合解剖尸体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赶紧找医院的人来认，看太平间的一个老头，远远地站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嚎着嗓门说，没错，就是他！刀大夫阴着脸看着我，说你决定吧。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死者没有身体标志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错了，采集的标本也失去意义，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危害。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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