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儿。比如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在春季各医院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其总人数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是：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顾得过来想一想它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像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其实不很恐怖，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它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瘫痪整个城市，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迷漫。生活在这个拥有近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灾难的出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防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此？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作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弱小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的非典发生算是对我们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没有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曲——苦难和死亡还会早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何建明 补记于2013年春
《文汇报》编者按：
这段时间，北京牵动了全国人的心。
在编辑部和北京的联系中，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几乎北京所有朋友的状态都是令人放心的，大学与文化单位多在这段时间采取了灵活的上班安排。他们处于紧张但有理性的安居状态。这种放心一直持续到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北京电话：
他说，他必须每天上班，每天早晨8点乘40分钟的公交车去上班，他在那一段时间感到艰于呼吸。有一天，公交车上只有3个人，司机，卖票员，他。三个人，三个口罩，各怀心事，谁都不说一句话。他说：那个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他说到许多为生存不能停下脚步的人穿行在空荡荡的长安街感到的压力，说到那些天一个人回家后从里到外对自己进行消毒，消毒水把白衬衣洒上了黄点的惊悚……
真实的声音让我们震动。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仍然有许多细节和感受在我们的体察之外，我们的首都北京到底经历了一次怎样彻骨的阵痛？这场灾难的垂直深度到底底线在哪里？在我们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在我们获得解脱之前，还需要倾听一些什么？
从今日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开始为本报独家撰写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将以第一时间陆续推出。这也是由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委组织的作家赴抗非第一线采访和写作活动以后问世的首部作品。
对真实的寻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其中蕴藏着我们尊奉为第一性的价值。
开篇语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地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