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凄惨的生活：她母亲如何拼命维持家里的开销，放不下骄傲和自尊，不肯走出家门工作或者依靠亲戚施舍度日，如何把无奈和挫折发泄到孩子身上；记叙了父亲如何偶尔出现，许下诺言又转身离去，直到最后因为家中长辈的压力辞掉工作回家来。可是回到家的这个丈夫和父亲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让孩子们避之唯恐不及。
接下去几页的故事，就和这些年来贝碧记忆中的一样，未加斧凿，一派自然。贝碧随意而平淡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她并没有打算去理解她懵懂的童年，她花了半辈子努力想忘掉这一切。她冷静记录的事情因为其随意性，反而显得更可怕。母亲带着最小的孩子离开，一句话也没说就抛下他们不管了。大姐仓促地嫁了人。父亲因为贝碧老老实实承认家里没吃的而将她一顿毒打。她还记得学校里玩过的游戏，记得大哥离家出走，记得继母的虐待，记得父亲去丹巴德找新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她根本就是个没有分辨力的孩子，因为过湿婆神祭拜日没有新衣服而哭泣。似乎贝碧因为拿到了纸和笔，听从写下她的生活的吩咐，便开始带着外科医生的精确和职业性的冷静，迫不及待地抽丝剥茧，再现了她童年的苦恼和创伤。
但是，随着叙述的进行，贝碧的风格发生明显的转变。我们看到她开始对事件进行描写，而不是一笔轻轻带过：好像她不曾向任何人倾吐过这些痛苦的往事，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细想过，而现在只需要她自己的文字就能疗好她的伤，往事从此便不会再困扰她。
举例说，她十一二岁时躺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时，初潮来了：“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床单上都是血，顿时害怕得哭起来。当时我还在医院里，护士听到了哭声，跑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吓得说不出话。护士看到了床单，问我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我回答说没有，她就明白我为什么害怕成这样了。一些人围到我身边，冲着我笑。其他病人也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女孩子长大了都会这样。”
贝碧发觉自己在思考生理成熟的含义：父亲突然开始关注她的需要了，甚至不计较她的不敬—要不然，她肯定逃不了被责。小区里的男孩也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
贝碧变得自信大胆，她现在可以停下来审视身边的人了。好像话语帮她摆脱了过去，她现在有闲情逸致四处观望了。单调的叙述语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机敏。她停下来描写一个叫克里希纳的同学：“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牙齿有些参差不齐，但还是很美。她的妹妹玛尼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贝碧冷静地描述她和这对漂亮爱笑的姐妹一起上学的场面：“我们三人一起上辅导课。我记得，有一天停电了，我们点上一盏酒精灯，继续学习。我把灯移了移，结果滚烫的玻璃灯罩掉到了老师的膝盖上。我被吓坏了，以为老师肯定会向爸爸告状，那样我又会挨打了。但是，老师压根没这样做，他什么都没说。尽管老师没当回事，但克里希纳和玛尼老是拿这件事取笑我。”就在前面几页，贝碧还会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外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她现在能够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猜测这两姐妹肯定跟她们的父亲提过这事，所以两姐妹的父亲才会建议贝碧的父亲对小孩子不要太严厉。
贝碧的叙述不带丝毫自我怜悯，轻轻转入自己的叙事中，同意两姐妹父亲的看法：她的童年在母亲离开的那天就已经结束了。“爸爸不许我戴手镯，也不准我和别人说话、和别人玩，甚至不允许我走出家门。我太怕挨打了，所以只有确定爸爸不在，没法逮住我时，才找机会溜出去。当时不过十一二岁，但那时我就常常想，没有谁像我这么苦命了吧？我常想，只有我才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有时回忆起妈妈，我会想，要是离开的是爸爸而不是妈妈，也许事情就没那么糟糕了。除了害怕，爸爸还给了我们什么？”
然而，贝碧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可怕人物。贝碧话语流畅起来，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天真单纯，在她的叙述中，爸爸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人：脾气暴躁，但很情绪化，有时不乏慈爱，甚至出奇地温柔。
自书的三分之一处开始，贝碧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主题讨论其他话题，有时活泼俏皮，有时沉思默想，然后像一个成熟的作家一样有条不紊地回到主题上来。从开篇几页到现在，贝碧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