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来说，却也是十分残酷的，因为生命（我的生命、其他人物的生命）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与价值的。因而说昆德拉的小说归根结蒂都是具有道德与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故事。但是破坏并不是不经斗争，也就是说不遇到抗争就完成的。人物通过抗争试图拯救他直到那时对自己的生命、欲望、命运所赋予的那份正经，现在生命、欲望、命运受到了不正经的腐蚀性风气的攻击，变得脆弱，有崩溃的危险。一些人物，如《玩笑》的主角路德维克，《爱德华和上帝》（收入《好笑的爱》）的主角爱德华，或《笑忘录》的女主角塔米娜，堪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这是因为生命、自我、爱情、诗、历史、政治，一切使我相信自己与世界的东西，都是绝对需要正经才得以存在的。因而这一切都要跟崩溃进行抗争、较量、抵制。以至于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生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更可以说，像一个极限点，意识上的一条地平线，当然是消极的，但总是地平线，像一切地平线，既近又远，既清晰又不可企及。
对“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也可说同样的话。这似乎提到一种绝对小说，一种极限小说，小说的一种理想，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福楼拜心目中的“什么都不谈到的小说，……依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挺然而立”Lettres à Louise Colet），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或者瓦雷里所说的“纯粹的诗，……诗人的欲望、努力与力量的理想极限”Calepin d'un poète）,载于《作品》（?uvres）,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一九五七年，卷一页一四六三。">。作为纯粹的诗，就是排除任何散文痕迹的诗，同样，据昆德拉的意思，纯粹的小说中不存在任何“非小说”成分，也就是“正经”成分。
于是就像薇拉提到的，“正经（保护着）”；它保护着小说家不受“等待着”他的“狼”的袭击；但是它还保护小说家自己，保护狼自己和读者不受小说及其渗出的致命毒素的影响。这里当然会想起昆德拉对“卡夫卡学”，对拉伯雷或海明威作品遭到正经可怕的歪曲评论时所能说的一切话……但是昆德拉本人的小说又有怎样的遭遇呢？直到目前为止，薇拉说，“正经保护着你”。对他在《慢》以前出版的作品作出这样的“评论”应该怎样理解呢？《玩笑》、《告别圆舞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都是些“正经”的小说吗？
事实上，应该把薇拉的看法当作一个讽刺的，也恰是不正经的看法：在以前的小说里保护着“狼”的那个正经，是狼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壑而在里面找到的正经，也就是说，可以给他们作为诱饵的一切，而舍弃了这些小说中的根本的、不正经的、因而不可容忍的意义。举例来说，在《笑忘录》以前，甚至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前，他们自我陶醉，在昆德拉作品中读到了一名不同政见者提供的催人泪下的“证词”；然后，在《不朽》中是另一份“证词”，这次提供的是一名厌恶西方民主制度罪恶的老不同政见者。这样，正经安全了，狼的良心也随着安全了。
但是这类诱饵在《慢》里就不那么好找了，书中没有多少“思想”或者“立场”作为依据。书里一切都浸泡在笑与轻的净水里。就像在阅读拉伯雷、狄德罗，在观看木偶戏、哑剧。大家都在不正经世界上赤裸裸，疯癫癫，作秀，高唱凯歌。
3
《慢》利用不正经的浪漫幻想资源和可能性，继昆德拉的其他小说之后，提供了一个新的写照。具体来说，这部小说是用不正经的两大调式来演奏的，两者的对位配器是小说结构的钥匙之一。这两种调式，一种可以称为滑稽模仿调，另一种称为抒情调。这与对待不正经世界的两种态度是相呼应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跟生存中的两种可能结果是相呼应的。
第一种调式当然又明显又可笑。在《慢》一书中，滑稽模仿调式反映了聚集在城堡-酒店的“当代”人物的面目与历史。在沉睡的薇拉周围，城堡-酒店也就成了一座舞台，演出一幕媒体-色情大闹剧，笑料迭出，一个比一个诙谐风趣。这里的喜剧性主要表现在人物的无意识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与命运的不正经。从杜贝尔克到捷克学者，从贝尔克-伊玛居拉塔到文森特-朱丽，都多少属于出色的昆德拉无辜者画廊（弗莱希曼、埃莱娜、雅罗米尔、爱德维奇、洛拉），他们行动，他们思想，仿佛他们的生活与自身真有他们认为的那样重要，那样有意义似的，这使他们不断地——惹人好笑地——进行模仿，为了在自己眼里，在其他人眼里“保持正经”。“舞蹈家”这些人物，同时也是骗子，像文森特假装勃起，伊玛居拉塔玩弄自杀，贝尔克（也有文森特）号召“反抗不由我们选择的人类处境”。但是在小说的不正经领域里，他们的装腔作势，不可避免地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精彩写照，尤其是一网打尽傻瓜蛋游戏的辉煌胜利。
然而，滑稽模仿不是不正经的惟一面目，可能也不是它最美的面目。还有另一种面目，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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