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梯上河，那么回归的鱼就成了网中鱼。但问题是，若任人随意在河口捕鱼，很容易捕得过多，使鱼越来越少。若三文鱼的生产是私营的，那么为着要图利的缘故，养鱼者必会顾虑到将来的生产，捕捉会有分寸，而孵养小鱼也会费心思。但若私营者要在河口捕鱼，河口的产权谁属？
就算河口是私产，我们又怎能决定私营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鱼？进河的鱼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渔业私产化，方法是很简单的。第一、让河口的捕鱼权利作为私有；第二、让河鱼的产权作私有，第三、禁止渔民在海中下网捕三文鱼。此法一行，三文鱼的产量一定激增，捕鱼的费用大幅度下降，而鱼的市价会起码下降一半以上——这些都是专家们在近年研究后公认的效果。但现有的一般渔业法例，都是基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加上渔船的拥有者及渔民的不断左右，不仅对在河口捕钓有多种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费用最低的捕钓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产的矛盾要比马克思所想象的大得多。鱼产既非私有，船主与渔民各有各的立场。前者要减少渔船牌照，后者要减少渔民的数量，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劳力的捕鱼方法。于是乎公会对立，各执一词，结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钓的费用。费用增加，捕获的鱼就当然减少，这正投要保护鱼类的压力团体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费者。
我前面提及的“资本家”，是有名的私营林业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5％以上的鱼会回归；但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15％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设计用大船浮于海，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
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两三家公司就也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引起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鱼群而增加网捕，但长此下去，鱼价的必然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
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所以渔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对私养。结果他们赢了官司，就阻止了私养三文鱼的继续发展。但现在仍有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在俄勒冈州以北的华盛顿州，繁殖三文鱼更为适合。但在较早时有另一场官司，结果是使私养三文鱼难以施行。这是印第安人与白种渔民之争。前者胜诉的结果，就是在华盛顿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鱼。这个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没有私产，所以他们本身是难以私养三文鱼的。我自己要在华盛顿州孵养三文鱼的困难，就是那一点到现在远没有人能给我清楚的法律解释。依照法例，我没有权在溪水出口捕捉回归的三文鱼。但溪水出口的海滩是我的私产，依照法例，我是有权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鱼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雇请印第安人代劳，也是难以肯定。我的“鱼的故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无论官司怎样判，压力团体的势力怎样大，但经济的需要总会显现出来。以私产而养鱼千里的渔业革命，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只要有某些适宜养三文鱼的地方，实行渔业私产化，那么现有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国东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适宜饲养三文鱼的。国营虽及不上私营，但总要比野生的产量大得多。孵养三文鱼的科技近十多年来因私营而突飞猛进，这是值得中国渔业界注意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养鱼千里确是本小而利大的行业。
1984年2月28日 如诗如画的例子在经济学上，用以描述市场失败的例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如诗如画，令人难以忘记的。久而久之，这些例子就成为了某种经济问题的象征，在行内任何人都是一提便知。
庇古（A.C.Pigou）的大地如茵的禾田例子，令人向往；但很不幸火车要在田间经过，使火花飞到稻穗上，造成损害。因为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所以社会的耗费（包括稻米的损害），是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
关于庇古对社会耗费的分析，高斯（R.H.Coase）在1960年曾力斥其非——其后就有了足以万世留芳的高斯定律。高斯的两位好朋友，史德拉（G.J.Stigler）和艾智仁（A.A.Al），在1971年同游日本。在快速的火车上，他们见到窗外的禾田，就想起庇古与高斯之争。于是就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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