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的坟前立着块木牌，上面是陈少林写的“佟春富之墓”几个字，新堆的坟头后长着一丛丛野酸枣刺，细小的叶片点点翠绿，洒落在荒野间，灌木丛的枝条在夜风中微微颤动，苍白的月光从背后洒来，勾勒出一大一小两个坟冢的轮廓。陈少林说，如今兵荒马乱的，连石匠都请不到，只好先用块木牌，等将来有条件再给爹换块石碑。满堂轻轻抚摸着爹坟前的木牌，不由悲从中来。他先是呜咽着小声说着什么，随后变成了痛哭，声音越来越大，直至放声号啕起来。他的哭声格外瘆人，在浓重的夜色里传出很远很远……
从古到今，中国的乡村社会并不是靠基层政权的力量去维系，在封建皇权时代，中国最基层的政府管理机构是县政府，而县以下的政府管理机构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至于不同朝代的乡遂制、保甲制、乡约制等传统的社会控制制度，不过是县级政权的延伸，并不具备行政管理的法定权。因此，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维系并不是靠法治，而是靠道德力量和宗法势力去维系，这两种力量的合成产生了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乡绅阶层则是这种价值观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他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是靠老辈人口碑相传的灌输，二是靠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之解释与指导，这样才能使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的农村青年懂得：勤劳耕作、尊老爱幼是人之根本，而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处世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欺骗、偷盗及乱伦都会受到周围舆论的谴责、不齿和惩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乡绅阶层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乡绅阶层无非是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受过教育、德高望重又颇有田产的读书人；二是来自血缘与地缘合一的宗法制氏族的宗族领袖；三是来自衣锦还乡的退职官员。
岗子村的陈家兴先生应该属于第一类。
在满堂的成长过程中，在他混沌的精神世界里，父亲佟春富的言传身教，乡绅陈家兴的人格力量，无一不对他施以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复杂，它只是告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应该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判断是非好恶。
恸哭过后，满堂的思维渐渐清晰起来，他的灵魂似乎完成了一种蜕变。他明确意识到，今后的生活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可以不清楚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但他完全知道，一个真正的、有担当的男人，要能够保护自己的亲人，保卫自己的家园。
从今天起，他佟满堂要为失去的家园和死去的亲人去战斗。
满堂站起来喊道：“柱子！”
“哥，俺在这儿。”铁柱在不远处回答。
“回去收拾东西，把娘托付给少林，咱们走！”
铁柱小心翼翼地问：“哥，咱去哪儿呀？”
满堂大声说：“找队伍，杀鬼子报仇！”
“哥，咱那队伍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咱去哪儿找？”
满堂想了想：“蔡长官走的时候说，突围出去的人都到豫西卢氏县，咱队伍在那儿等着呢……他娘的，卢氏县在哪儿？不管了，边走边打听，总能找到，咱跟着蔡长官干。”
赵湘竹刚在内乡县结束了采访。临时省政府里乱糟糟的，政府官员们都处在惊魂未定的状态，他们没心思办公，更没心思接受采访，这里说不定哪天又成了沦陷区，省政府的官员们随时作好了撤退的准备。
赵湘竹安慰他们，这一带集结着国军几十万大军，日本人不可能占领内乡县，他们没这个力量。可那些行政官员们根本不信，因为事实已经让他们对自己的军队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
其实赵湘竹自己也很懊丧，豫中会战的失败也同样给她的心里蒙上了阴影。要说战争初期我们蒙受了很大损失，这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情况比1937年时毕竟要好得多。1944年的中国军队在《租借法案》物资的援助下，武器装备比战争初期得到很大的改善，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组建使中国军队第一次掌握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制空权，中美空军的作战半径已经达到东北和日本本土……在这种情况下，驻守在中原的几十万中国大军仍然是一触即溃，从最高长官到普通士兵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这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场“大崩溃”，实在是太丢脸了。
赵湘竹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总打败仗？
在军委会的调动命令下来之前，蔡继刚也只好在一战区长官部等候。这里的战线已基本稳定下来，看来日军在短时期内无力发动对西安的进攻，蔡继刚在这里无事可做，便从情报部门调来一些最新的情报资料，在自己房间里仔细研究。
蔡继刚翻阅着资料，突然，一份情报引起了他的关注：今年2月，东条英机提出统一军令、政令，逼迫杉山元元帅辞去参谋总长一职，又要求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元帅把职务交给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天皇批准了东条英机的要求，永野修身被迫辞去职务，改任天皇的最高海军顾问。东条英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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