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刚哭笑不得地摇摇头:“公众人物无隐私,这是欧美民主国家的新闻法则,咱们中国嘛……国民政府还处于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算是种威权制度吧,我们虽然有成文宪法和一定程度的宪政,也有相当的新闻自由,但是不能超出政府容忍的底线,这你同意吗?”
赵湘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揶揄道:“亲爱的,什么是政府容忍的底线?给我讲讲好吗?”
蔡继刚笑了:“湘竹,你这是明知故问,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底线,这个问题要受领袖的文化视野、个人修养、当时的心境以及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左右,总之变数很大,目前还没有一套严密的法律来约束政府和领袖,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哟,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对政治学还颇有研究?我还以为你只对军事战略感兴趣呢。”
“我听出来了,你在挖苦我,我承认,像我这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都有些书生气,自以为很懂政治学和现代社会学,结果回国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政治学理论一拿到中国就变了味,真是应了那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在税警总团服役时,按说这支部队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欧美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都是好学生,可一回国就全变了,告密、贪污、内斗、说假话、吹牛拍马、欺上瞒下,样样都无师自通。我常常搞不清楚,是中国的制度造就了中国的国民性,还是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了中国的制度?”
赵湘竹想了一下说:“我的观点是,在专制制度下,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民主制度下,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这你同意吗?”
“基本同意,我的想法是,只强调制度恐怕也不是个好办法,应该说,民主制度是个不错的制度,可它也并不完美。你看,德国人民心甘情愿地把希特勒选上台,那可是严格按照民主程序走的,这该算是民主制度的失误吧。”
赵湘竹合上稿纸,转变了话题:“我问你,关于陈诚的答记者问你如何评价?”
蔡继刚仔细斟酌着词句:“他的态度倒是很诚恳,也敢讲些真话……不过,以他在政府和军中的地位来说,这算不得什么,级别比他低的官员可不敢这么说实话。还有一点,陈诚把灾民袭击国军零星部队之事说成是土劣恶霸所为,这我可不敢苟同,我在西撤崤山途中就遇见过那么一伙人,据我观察他们的确不是什么土劣恶霸,还真是普通的农民。突围后我到各部队作了一下调查,发现这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豫中会战中出现的普遍现象,调查结论把我自己都吓着了。”
赵湘竹关注地问:“是什么结论?”
“民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仇视国军甚于日军!”
赵湘竹倒吸一口凉气:“天呐,抗战已经打了七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太可怕了。”
蔡继刚痛苦地承认:“是啊,非常可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比战场上的失利更令人沮丧。河南大旱,灾民百万,饿殍遍野,政府不但不救济,反而横征暴敛。关键时刻日军倒是拿出军粮赈济灾民,这一招真够狠,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一败涂地。”
赵湘竹轻轻地拥抱蔡继刚:“继刚,我知道你心情很压抑,但这不是你的错,作为军人,你已经尽到了责任。”
蔡继刚闭上眼睛,用拳头照自己胸口捶了几下:“这里堵得慌,有一口气憋在这儿……此次豫中会战,上面真不知道是怎么指挥的,蠢得不能再蠢了,你以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两个长官意见不合、指挥失误就可以解释吗?蒋鼎文固然是个蠢货,但问题出在高层,出在军令部。说实话,我就没见过这么愚蠢的指挥,竟然命令29个步兵师死守29个县,师与师之间不许相互配合,不许主动出击,不许机动驰援,干等着日军来各个击破。还有件事更荒唐,我们早在登封、临汝之间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可是战役打响后,军令部却命令我军主力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等地与敌决战,要知道,那可是一片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大平原啊!所以,战斗刚一开始,我们的主力兵团就遭到日军第3坦克师团的分割包围,他们的坦克集群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幸亏石觉及时命令第13军转入嵩山,才避免了被全歼的下场……”
赵湘竹惊骇地捂住嘴:“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多细节,新闻界居然闻所未闻……”她立刻拿出采访本准备作记录。
蔡继刚一把按住采访本:“我的祖宗,你太天真了,这种事万万不能见报!否则追查下来,就是一起重大泄密事件,我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赵湘竹疑惑地问:“你的意思是,但凡我们打了败仗,都不能追究指挥上的失误,只要追究,就是泄密?”
“话不是这么说,但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报纸一旦披露这些细节,军令部必然要追查,你一个小记者怎么知道这么多作战命令?是谁透露给你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况且这件事牵涉到最高层的人事问题,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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