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正在这节骨眼上，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这不是毁人吗？
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写信，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事后白修德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找了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在与何应钦面谈时，两人还大吵起来，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他在一封信中，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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