蕗屋清一郎在事件发生的两三天后，受到第一次传讯时，知道了传讯他的预审审判官是有名的业余心理学家笠森先生。因此，当时他预想到最后的结局，十分惊慌。不愧是博学的蕗屋，在日本，对于心理测试这种东西得到应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他曾经看过各种书籍，因此对于心理测试为何物，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一巨大打击，使得他失去了若无其事继续上学的镇静，借口有病，躲在寄宿的公寓内，整日思考如何才能渡过这个难关。其周密与专注的程度，与设计杀人计划时一样，甚至有过之。
笠森审判官究竟要做什么心理测试呢？这是无法预知的。于是，蕗屋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心理测试方法，逐一思考应对之策。可是，心理测试本来就是为揭露口供的真伪而产生的，所以对心理测试撒谎，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照蕗屋的想法，心理测试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根据纯生理上的反应来判定，一种是通过词语来进行。前者是，测试者对被测试者提出有关犯罪的各种问题，用相关的仪器记录被测试者身体上发生的细微反应，以此得到普通讯问所无法知道的真相的方法。人纵然可以在语言上、面部表情上撒谎，但是无法控制神经的兴奋，它会通过肉体上的细微变化表现出来。根据这一理论，其方法有如下一些：借助自动记录器的力量，发现手的细微动作；依靠某种手段，测定眼球的转动规律；用呼吸记录器，测试呼吸的深浅快慢；用脉搏记录器测量脉搏的高低快慢；用血压记录器测量四肢的血液流量；用电表测试手心的细微出汗；用轻敲膝关节观察肌肉收缩的程度等。
假如突然被问到：“是你杀死老太婆的吧？”他自信自己能够镇静地反问：“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呢？”但是，回答时自己的血压会不会不正常地升高，呼吸会不会加快呢？这难道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吗？他在心中设想了各种问话问自己。奇怪的是，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无论怎样尖锐，多么出人意料，似乎都不能引起身体上的变化。由于没有测试工具，当然不能说出确切的情况，但既然感觉不到神经的兴奋，其肉体上的变化也应该是没有产生的了。
在进行各种实验和猜测的过程中，蕗屋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反复练习的话，会不会影响心理测试的效果呢？换句话说，神经的反应对于同样的提问，第二次比第一次、第三次比第二次，会不会逐渐减弱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习以为常呢？很有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讯问没有反应，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在发出讯问之前，心里已经有准备了。
于是，他翻遍《辞林》的几万个单词，把有可能被讯问的词句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然后用一周时间对此进行了神经的“练习”。
然后就是词语测试的方法了。这个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容易应付过去。这种测试虽然有各种方法，但最常用的联想诊断，这与精神分析学家诊断病人时使用的方法是同一种把戏。依次读出“拉门”“桌子”“墨水”“笔”等毫无意义的单词，让被测试者尽可能不假思索地说出由这些单词联想到的词语。如由“拉门”联想到“窗户”“门槛”或“纸”“门”等，什么都行，总之要让被测试者说出他想到的词语。在这些无意义的单词中，不经意地混入“刀子”“血”“钱”“钱包”等与犯罪有关的单词，然后观察被测试者对此产生的联想。
以杀害老太婆的事件为例，如果是头脑简单的罪犯，对“花盆”一词也许会无意中回答“钱”。因为从花盆盆底偷“钱”给他的印象最深。这样就等于供认了自己的罪状。但是，稍有头脑的罪犯，即使脑中浮现出“钱”字，他也会控制住自己，回答“陶器”之类的词语。
对付这种伪装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第一轮单词测试后，稍隔一段时间再重复测试一次。真实给出的回答前后很少有差异，而刻意的回答则十有八九与前一次不同。如“花盆”一词，第一次答“陶器”，第二次可能答“土”。
另一种方法是，用一种仪器精确地记录从发问到回答所用的时间，根据时间的长短进行判断。例如，尽管对“拉门”回答“门”的时间为一秒，而对“花盆”回答“陶器”的时间却是三秒，这是因为脑中抑制了回答最先出现的联想词语“花盆”，占用了时间，被测试者则被认为可疑。时间的延迟不仅出现在这一单词上，有时还会影响后面对无意义单词的反应速度。
此外，还有一种将犯罪时的情况详细说给被测试者听，让他背诵的方法。真正的罪犯，在背诵时往往会在细微之处，下意识地脱口说出与听说的内容不同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种测试，当然需要采取与上一种测试相同的“练习”，但是比这个练习更要紧的是，用蕗屋的话说，就是要表现得单纯，不玩弄无聊的技巧。对“花盆”，索性直接回答“钱”“松树”反而最为安全。因为对蕗屋来说，即使他不是罪犯，也会从审判官的调查和其他途径，在某种程度上知道犯罪事实。而且花盆底部藏钱这一事实，应该给自己留下最新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因此这样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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