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阴谋活动的惧怕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政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向邓诺文将军递交了一个武装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的计划。戴维·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陈述美军的这项建议。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负责人海普纳（Heppner）让他的副手威利斯·G. 贝德（Willis G. Bird）中校将该计划送到延安。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12月15日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指挥官到达延安。这不久，戴笠便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梅乐斯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月访问歌乐山时，准备向他汇报这个秘密接触。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认为：
委员长祝贺赫尔利对“美国总部阴谋家进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确接踵而来。巴雷特上校被拒绝提升为陆军准将。国务院官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和西伟士被“赫尔利风”刮出了中国。只有战略情报局得以幸免，这也许是因为邓诺文将军及时赶到了中国的首都，来平息愤怒的赫尔利。
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向中国战区的所有官员下令，在任何情况下不与中国政党进行协助、商议，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