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瑶（1913－1937）1935年11月1日上午，戒备森严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刺杀大案，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人枪击倒在血泊之中。刺杀汪精卫的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当即被汪的卫士击成重伤，越日身亡。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也参与了这次正义行动，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崔正瑶是仪征人，仪征古称真州，因而被誉为“真州女杰”。
1935年夏，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华克之、孙凤鸣等决定加速刺蒋行动的准备。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开场了，一百多名中央委员举行开幕式后，集中到会议厅门前摄影。因蒋介石没有到场，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汪。他待中委们拍完照片欲转身进入会议厅时，从摄影机旁的记者群中一跃而出，迅即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六响左轮手枪，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击三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上臂，一枪从右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椎骨之间，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汪身旁的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吓得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与汪精卫同在第一排的张继、张学良急奔上前，一个抱住孙凤鸣，一个踢掉孙手中的枪。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射中孙凤鸣的胸肺部。孙被击倒后，卫兵们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和一枚用作自杀的鸦片烟泡。说明孙凤鸣是抱着不求生还的决心的。孙凤鸣被送到中央医院后，生命垂危。国民党特务为了从孙凤鸣嘴里掏出口供，是不让他随即死去的，命令医生不断给他注射强心针。孙凤鸣强忍身体撕裂的疼痛，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你们看看中国地图吧，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大家都做亡国奴了”！“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蒋、汪的是我的良心”。他没有给国民党特务留下一句供词，第二天凌晨便静静地死去了。
在起事之前，晨光通讯社的人员早已离开南京并隐蔽起来，崔正瑶随华克之到了香港，一方面避避风头，一方面筹措经费，以便安排志士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她曾代表华克之找李济生，后来又去找陈铭枢陈情，得到一些资助。事发之后，崔正瑶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刺汪的消息，知道事已失败，孙凤鸣以身殉道。虽然丈夫牺牲是意料中的事，但亲人真的离去了，心中痛苦无法形容。她暗暗哭了一阵以后，强忍悲痛，随即去找华克之，主动提出将所筹得的款子送到上海。国民党政府已发出通缉令缉拿与刺汪案有关的人员，军统、中统侦骑四出。这时回上海无异于赴汤蹈火，自涉险境。华克之不同意崔正瑶去冒险，自己要去。崔正瑶怎么也不答应，对华说：“戴笠现在第一个要抓的就是你，我没有参加晨光通讯社活动，回上海没有人注意，即使有什么事还可以找惘子或其他人商量。”华克之拗不过崔正瑶，让她带一千港元回上海帮助处理善后。正巧有一位叫王仁山的朋友去上海经商，华托其照顾。崔正瑶与王仁山乘船于11月16日抵沪，住在新亚酒店，傍晚陈惘子来看她，一方面安慰，一方面鼓励她振作起来，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岂知，晨光通讯社的庶务谷紫峰被捕后经不起威吓，将晨光通讯社人员的线索全部供出。新亚酒店早已被特务控制起来。陈惘子坐下不久，特务破门而入，将崔正瑶、陈惘子和王仁山一起逮捕。国民党特务侦知陈惘子是共产党员，崔正瑶是孙凤鸣的妻子，将他们解送到南京，关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动株连政策，还到仪征逮捕了与刺汪案毫无关系的崔正瑶妹妹崔正琪和她们的母亲。崔正琪原在上海与崔正瑶一起生活，为避免牵连早在事发前就回到家乡仪征，然而仍未幸免，落入虎口，以后下落不明。
崔正瑶是孙凤鸣的妻子。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嘴里得到晨光通讯社的全部秘密，对她施以各种酷刑。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审讯。这帮凶恶成性的家伙，竟然用针刺崔正瑶的乳头，用藤条抽打她的阴部。但崔正瑶英勇不屈，坚不吐实，始终只说刺汪案是孙凤鸣的个人行为，他“爱护民族、国家，不愿做亡国奴”，“并无他人指使，和他人无关”，行刺目的在于“警告当局”，“唤起全国同胞觉悟”，“警告日本侵略者，亡中国是不可能的”，“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是爱国的”。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反动政府撤离南京前夕，曾秘密处决一批政治犯和爱国人士，崔正瑶、陈惘子等一起惨遭杀害，遇难时崔年仅二十三、四岁。有的回忆资料如《歧路英雄王亚樵》一书记载，崔正瑶在狱中不堪忍受国民党特务的兽行，撞墙而死，十分壮烈。
历史已经证实，由华克之等组织指挥、孙凤鸣执行、崔正瑶参与的刺杀蒋、汪之举，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爱国行动。汪精卫被刺后不到三年，就公开宣布卖国降日。1939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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