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想起，李福根还有李成志这样一个名字，这许多日竟忽略了成志集团与李成志的关系，那在黄金时间频频播出的广告，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地一笑，说，表姐喝茶歇着，让我跟他们慢慢说。他转身对恭立在一边的厂长说，这次来黄花山纯属私事，是来祭奠祖坟的。厂长说，不知贵祖葬在何处？福根用脚点着地面说，就在这儿！厂长说，总裁真会开玩笑，这屋里怎会有您家祖坟，会不会是记错了啊？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厂长搔着脑袋愣了半天说，我年轻，过去的事儿知道得不多，这个厂是我父亲建的，我把他找来您跟他说……
厂长一溜烟儿跑出去找他爸爸，院里站了不少观众，有说海外华人来认祖归宗的，有说厂子破坏了文物古迹的，上边下来兴师问罪，也有说成志集团来合资办厂的……
来了一个挺精神的老头儿，是原厂长谢汝成。谢老汉一进门便坦率地承认原先这里是有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倒仰山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二十公里为皇家陵区，光带琉璃瓦的坟就有二百多座，周围所葬更不计其数，不知李总裁找的是哪座坟？福根说，就找建在你们厂里的坟。紧接着又改口说，你们厂建在它上面的坟。谢老汉说，这些坟是不上文物统计的坟，怕无据可查了。
福根说，怎么叫无据可查？
谢老汉说，康熙二年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九百六十根，火道外二十丈另立九百六十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入。乾隆年间桩外十里又立新桩，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如敢故违，严拿以重治罪”。这样一来，陵区越发大得没边儿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只对东陵风水墙内有建筑的陵墓加以保护管理，至于黄花山附近的坟陵，虽处于界桩之内，但荆棘丛生，残破无主，从未见人吊唁过，其实就是墙内那些王爷、公主、忠臣等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圈内按文物加以保护，圈外则按无主墓加以处理，土地是国家的，个人即使掏了钱也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建厂之初，厂区内共拆大坟七座，哪位是您祖上，至今也说不准了。建厂时是登了“迁坟启事”的，让坟主在一月内迁移，逾期不迁，作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李总裁当时恐怕没有留心报纸，才有今日之憾。
福根看了看我，我低下头去。
福根问老汉记不记得有碑上带蟠龙的大坟。谢老汉说七座坟都有大碑，碑上都刻有蟠龙，“文革”时皆被砸碎，后来齐整些的被老百姓拉回去砌了猪圈，垫了墙基，完整的一块也没有了。福根说，七座坟都无主来认吗？谢老汉说，都无人认领。福根问那些骨殖深埋何处。老汉指指烟囱，又指指厂房，又指指院墙。从那迟迟疑疑无准定向的手指，我推断出，父母及祖先的遗骨是被扬了……
我的心已变得极沉重，不是为故去的先人，是为活着的兄长。
大约我的脸色难看，谢老汉和他的儿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是晕车。找不到祖坟，这种事作为集团总裁的福根也没遇到过，他问那父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儿子也说没办法，又说甭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的那些新盖的小楼……
福根问能不能在山上再立块碑。谢老汉说，立碑除非在山顶，半坡的石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会被挖，可把碑立在山顶又不合章法，老理儿说祖茔葬平地要选高处，葬山地要选低处，山地之气脉在山脚，否则生气就会脱散，于子孙不利。明显地，谢老汉说这番话是不愿得罪李总裁，并非真心要立什么碑。我说走吧，厂长就让描眉女子像搀扶奶奶一样把我搀出门去。福根发动汽车，拎机子的小伙儿早已钻进车中，他的摄像机自始至终也没打开过。我说要顺着坡一个人走走，福根说成，就开着车在下边的路上远远地跟着。
曾经来过的山坡，曾经隐蕴过祖先气息的土地，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严厉。大块的堆满山坡的乱石，是炸山的遗迹；丑陋干枯的树根，是砍伐后的纪念。头顶变斜的秋阳，脚下蹬起的浮尘，烧水泥的浓烟，带着令人窒息的噎呛，裹挟着细沙，铺天盖地，将山川笼罩。这便是舜铨思念的灵秀之所，是他梦中的归处。然而这荒山秃岭、崎岖山路，就是梦魂也会不堪其跋涉之艰难，不堪其无休无歇的困扰啊！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坟前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在坟前默哀，红坎肩儿举着机子前前后后地拍摄。我赶忙走过去，细读碑上的文字：保圣夫人瓜尔嘉氏之墓
碑后有小字：
兹尔瓜尔嘉氏，夙著贤声，久事宫掖属。朕冲幼保抱需人，维我圣祖母筒之，傅姆之中，知尔谨厚，悼视朕躬。尔奉命恰勤，夙著罔懈，凡善调护，审卫养、时衣服、节饮食、候寝兴、防疾苦，于礼皆尔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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