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儿。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儿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鳞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惟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同，那个戏楼是指雍正幼时所住的王府中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邪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由一块块梨花木雕成，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1958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卸走了，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
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首诗我读着中间好像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它说的是社会上的旗人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而我们家的“效梨园”则又别效出一番模样来。
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像”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惟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
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开支大减，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仿，且凡是效仿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了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反正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势，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儿。
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性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伦不类，面目皆非，谲诡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阔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的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地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袍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瓜尔佳母亲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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