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伦敦。
“那边是什么时间？”
“夜里八点。”
想想时差，总觉得不可思议。难得相通的那条电话线也显得珍贵起来。
“你还好吗？”我问。
“我梦见你了呢，”姐姐道，“在我们家附近，你在走路，挽着一个比你年长很多的男人。”
“附近？你是说伦敦？”
“是呀，就在我们家后面的教堂那里。”
“真是那样就好了。”我高兴地说。姐姐的梦总是很准，一直以来都是。
“可是总感觉两个人挺难过的，也不跟我打招呼。那男的个子挺高，有些神经质的样子，穿一件白毛衣，而你不知道为什么穿着水兵服，所以呢，给我的印象倒像一对偷情的男女呢。”
“我没有！”
虽然嘴上那么说，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姐姐在梦中看到的一定是我和庄司。
可是姐姐并不认识庄司。
“这么说，我的直觉也不准咯。”
“嗯，没猜中。”
我一面答话一面想，这是否是某种前兆呢？这阵子我想起他的次数的确多起来，每次只一瞬间，而且方式也不同于回忆。在雨中，在黝黑潮湿的柏油路上，在街角闪光的窗户上，那面容会忽地一下闪现出来，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忘掉他。
“姐夫好吗？”
“嗯嗯，很好，入冬后要和我回日本呢，你和妈妈碰面了没有？”
“嗯，常见面，她也想你呢。”
“代我问她好。吵醒你啦，对不起，回头再打吧。”
“把时差弄清楚再打。”
“明白了，你也要当心，不要陷入悲哀的不伦之恋哦。”姐姐笑了。
我“嗯嗯”应着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屋里的寂静真真切切地向我压来，这是一天开始前的时刻，新的一天还没有真正到来。
我心里有事，下了床，打开桌子下面的合叶拉门，里面有个匣子，我并不常动。打开匣子，里面有一包陈旧的《N·P》手稿、活页封面和一块沉甸甸的劳力士手表。
这些是庄司的遗物。
他是四年前服安眠药自杀的，自从我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它们便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
即使是白天，在我工作的大学研究室里，当遥远的警笛声掠过街市，引得我突然凝神静听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声音离我家很近。每当这时，那些东西便会浮现在心头，对我而言，它们是如此沉重。
仿佛要确认一下似的，我拿起它们，又放回原处。然后钻进被窝，再次进入梦乡。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们一家三口： 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
我九岁、姐姐十一岁那年，父母离婚了，因为父亲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母亲原来是一名口译工作者，经常飞来飞去。为了照料我们，开始做书面翻译，这样可以在家里工作。从初稿翻译到会议纪要，什么工作她都揽来做。
父亲离开家以后，生活虽然寂寞，但还是挺有意思的。三个人住在一起，年龄和角色似乎每天可以转换好多次。一个人哭泣，另一个人就来安慰；一个人说沮丧的话，另一个人就进行鼓励；一个人撒娇，另一个人就亲切地给予拥抱；一个人生气，另一个人知错就改。
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母亲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决定教我们英语。一过晚上十点，大家就把笔记本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开始一个小时的学习，内容是发音、单词和简单的会话。幼小的我们常在心里嘀咕： 这不是闹着玩吗？但为了母亲，还是耐着性子参加。
因此，对我们来说，母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厨房里的背影，而是戴着银边眼镜教英语时那用力的面庞和飞快翻阅厚重的辞典时那白皙的手指。她在教我们的同时，似乎是要再一次把那些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英语铭记在心，重新描绘出自己的人生线条，那尽心竭力的样子非常美丽。
现在，母亲和我们都各自独立生活了，但每每聚首，母亲总会将我在英美文学研究室工作以及姐姐和外国人结婚归结于她的教育，“能走到这一步还是因为跟着妈妈?领略到了英语的乐趣啊。”她笑着说。在我心中，那时的母亲比任何时候都可爱。
那天早上，我突然睁眼醒来，最初映入眼帘的是从窗帘缝隙处透进来的澄澈的夏日天空，那色调似乎与梦中所见非常相似。
梦里我哭了。感觉好像是把从清湛的河水中淘到的砂金带回了家。
“是因为悲伤而哭泣？”我怔怔地想，“还是因为在悲伤中得到了宽恕而哭泣？总之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愿醒来啊。”
凉爽的风穿过虚掩的窗吹进房间里来。
去研究室上班后，我的心依然平静不下来。
茶杯被打碎，复印纰漏不断。
“奇怪。”我不住地嘀咕。今天的确不正常。
宛若将梦中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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