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的枪击日清晰可见，形如一朵紫鸡冠花。大概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思维，我头脑中立刻跳出一个疑问：这个年轻中国人为什么遭枪杀却没有立即死去？是他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心脏，还是子弹压根儿就没将他的心脏击穿？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这一想法使我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起来。尽管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确以后我将有什么目标，可于直觉中，我感到遇上了一个非常奇妙而重大的研究课题。我决定开始行动。我去请示古川队长，说我要对这个中国人进行医学解剖，找到这个中国人迟死的原因，以防止今后有类似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一个古怪字眼，医生没能将人救活可称.其为事故，而一个刽子手没能将人一下子杀死也同样可称其为事故。后来我想肯定是这个古怪的字眼损害了古川队长的自尊心，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将这个中国人尸体搬到我的手术室里，开始进行解剖。我不许任何人留在我身旁。我先向这个死去的中国战士深鞠三个躬，这是替我罪孽深重的国家向死难的中国人谢罪，也是为我自己又将令他再受创伤而深表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下进行完解剖过程。解剖结果证实了我判断的后者：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子弹擦着心脏下沿飞出体外，就是说这个中国战士没立即死去是由于枪手射击的偏差。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这个结果十分奇妙地使我产生出另外一种联想：假若当时能立即将他从刑场上撤出并进行抢救， 这不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了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由此再进行一种反向思维：如果事先能给出射手一个错误的导向，使其射出的子弹小心翼翼的躲过心脏去，那么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这一思维便是我的‘生命通道’计划于理论上的开端。这一计划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这条神奇的安全通道，二是对抢救出来的人进行有效的止血以及止血之后全部恢复治疗。相比之下，对前者的探寻重要而艰巨，因为即使这条通道事实上存在着那必定是十分狭窄，除却要避过心脏还须避过左胸其他重要器官。另外，子弹的入口在前胸或后背这两种情况又会致使这条通道发生相应的‘位移’，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便不会成功。当然只要在理论上能得出一种肯定的指示，那么在实践中经不断的探究，终会取得成果。这次解剖使我的‘生命通道’计划诞生于胸。我向古川报告，说我找到了‘原因’，我说当于弹射入人体后，并非是沿直线向前穿行，而是一条向上弯曲的弧线，子弹就有可能绕过心脏去。这个逃走的中国人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则须对通常的射击点进行修正，向下压低。无知的古川竟相信了我的话，问我可做怎样的修正。我告诉他可事先在人犯的后背上标出经过修正的人射点位，枪手瞄准此点位射击便可。古川遂表示以后处决人犯先由我做出标记。宪兵队枪杀中国人是家常便饭，抓到人随便给个罪名便拉去枪决。说句残酷的话就是，我便有了许多的试验机会。为此我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每当我站在被杀者身后为其描划标记时，便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祈求上苍能让我标出一条正确的可让我的中国兄弟免于一死的通道。每次枪响，我的心便是一阵狂乱的颤栗，犹如我自已被击中那般。我快步奔向倒于血泊中的中国兄弟身旁，检查他们是死是活，倘有一息尚存，我便以进行解剖为名，将其抢出刑场。在手术室里我精心进行‘生命通道’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为幸存者包扎止血，倾尽全力将我的中国兄弟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说到这里，我断定你心里会产生诸多疑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很清楚实施这项计划将面对重重困难，比如怎样掩人耳目，不使人产生怀疑；怎样将救活的人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送走……总之，一切的一切俱难以想象。然而世上的许多事物都相辅相承，只就‘生命通道’计划而言，对我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古川还有现在的北野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大日本国皇军军医竟敢背叛天皇，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中国人效力，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正应你 们中国一句叫做‘灯下黑’的话，同样，大日本帝国太阳旗下也是黑着的，我就是在这‘太阳’的黑影下实施着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当然，有这黑影的保护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困难需要一样一样地克服。我不能与任何日本人合作，也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医生，只能单枪匹马。在关外的最后日子里，我侥幸与中国的抗日队伍接上了关系，遇有来不及抢救的伤员便通知他们，让他们接到那边去进行抢救。自从有了他们的配合，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实施得更顺利，更有成效。我做了记录，这三年来我总共救治了五名中国人，有抗日战士，有普通百姓。换防后救活的便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刑场上的情形你亲眼见到了，自不用我多说，那是‘生命通道’计划的首要部分，北野是我的新上司，他不像古川那样愚笨，可他同样也没理由对我怀疑。我一再向他说明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救治日本伤员做努力。这才使得我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实施我的抢救计划。当然我还受益于我的‘军医队长’的身分。在医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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