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的方便，别地方的出品，不能与之竞争。（三）亦或因历史上技术的流传，限于一地。如湖笔、徽墨、湘绣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业，是以机制品为主的。自非旧式的手工业所能与之竞争。经营新式工业，既须人才，又须资本，中外初通时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语此，自非赖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制造局、造船厂等的设立，全是为军事起见，不足以语于实业。光绪以后所办的开平煤矿、甘肃羊毛厂、湖北铁厂、纱厂等，亦因办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外货既滔滔输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利用我低廉的劳力，且省去运输之费。自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定后，各国次第与我订约，多提出此项要求。中国始终坚持未许。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二十六年，海。二十六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百分之七十。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夥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一）我们所要的东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遗。《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缺乏，庚财（见第四十一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传》闵公二年），亦同此理。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做他们的敌人而不自知了。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而逐渐的遭遇破坏。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于是交易大盛。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渐次产生居间的人。一方面买进，一方面卖出，遂成为现在的所谓商业。非交易不能生活，非藉居间的人不能交易，而商业遂隐操社会经济的机键。在私产制度之下，人人的损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尽量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却处于可进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价（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买进，最高价（只要消费者能够忍痛买）卖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这一事实的。此等定期贸易，大约行之于农隙之时，收成之后。所以《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蜡祭是行于十二月的。因此，举行定期贸易）。然不久，经济愈形进步，交易益见频繁，就有常年设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设于国中，即《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小者则在野田墟落之间，随意陈列货物求售，此即《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四十四章了。《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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