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胜利,因而有酒。整个下午,高音喇叭都在广播放火的时间,大约下午六点钟,点火的命令下达了。我们喝了几口酒,都走出来看。小说家阿城事后在他的名篇《树王》中描绘了当时景象:
——太阳将要落山,大家都出来站在草房前。队长和几个老职工点了火把,沿山脚跑动着,隔一丈点一下。不一刻,山脚就连成一条火线,“劈劈啪啪”的声音传过来。忽然风起了,我扭头一望,太阳沉下山峰,只留亮亮的天际。风一起,山脚的火便振奋起来,急急地向山上跑,山下的火越大,山头便愈黑。树都静静地躺着,让人替它们着急。
火越来越大,开始有巨大的爆裂声,热气腾升上去,山颤动起来。烟开始逃离火,火星追着烟,上去十多丈,散散乱乱。……火中一棵大树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起万千火星,折一个跟斗,又落下来,溅起无数火把。大一些的落下来,小一些的仍旧上升,百十丈处,翻腾良久,缓缓飘下。火已接近烧到山顶,七八里长的山顶一线,映得如同白昼。……山顶,极小的一只麂子箭一般冲来冲去,刚刚腾跃起来,半空中划一道弧,刚一落地,又扭身箭一样地跑。……麂子终于不动,慢慢跪了前腿,头垂下去。大家屏住气,最后看一眼那麂子,不料那生灵突然将身耸起,头昂得与脖子成一竖直线,又慢慢将前腿抬起,后腿支在地上,还没待大家明白,便箭一样向大火冲击,膛起一串火星,又高高地一跃,侧身掉进火里,不再出现。大火刹时封了山顶,两边的火撞在一起,腾起几百丈高,须仰视才见。那火的顶端,舔着通红的天底。我这才明白,我从未真正见过火。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
山上是彻底地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地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来,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热气四面逼来,我的头发忽地一下立起,手却不敢扶它们,生怕它们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烫灼一样,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
大火熄灭之后的早晨,我走出草房,伸一个懒腰,臂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世界变得简简单单:天上空荡荡的,没有风,没有云,很蓝;山丘小了,夜一样一个连着一个,黑得几乎虚无,像是被覆盖了的尸体,隐隐约约,一直排到天边,偶尔有远树的残桩,在天地之交不动,如同平面的舞台布景。阳光很好,不再有雾,静得瘆人。
我们提着锄头走上坡,脚下的感觉像是踩在松脆的皮肤上,我们走得很小心,生怕比我们更轻的山会突然塌下去。我们用锄头开挖梯田,样子好像在找寻遗物;挖了许久才看见红土,红土还温热着,凝固的血一样“哗哗”地流下去,盖住了一部分黑色,留着另一部分。我们又在梯田的中央挖出一个个宽、高八十公分的正方坑,叫做“穴”,正好可以蹲下一个人;就像在切开的肌肉上又打了一个个洞。然后,从苗圃里移来尚无生意的橡胶树苗,植入穴中。远望,旧日的青山仿佛插满图针、解剖过的一具具尸体。
我们终于消灭了原始森林中千年的腐败,把大自然改造得同我们一样了。天地间不断循环的水分——曾经牵着森林,在昔日无霜无风的亚热带中翔舞,养育了无数生命,更包括人类——今日已不再润泽一切。自然生态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链被盲目地切断,终于招致报复。不久就传来霜冻和风灾的消息,在一些农场,被冻死冻伤的金鸡纳霜和橡胶树苗在狂风中倒伏了。
薇是彻底地疯了。她常常独自走上山去,回来以后就坐在草棚的地上,沐着一片枯涩的阳光,更显出脏来。她的身体靠在那只木箱上,吃着切成片的芭蕉树干。她仍然算是队里的职工,会计因为害怕走近她,就把她的工资扔在草棚的地上。钱被队里的孩子们拾去买糖。她的衣物被成人拿走穿在身上。人们起初被她深夜的嗥叫惊醒,走出去制止;还叫,就用绳子把她捆了,打过。之后,就由她去叫,渐渐不再愤怒,也不再走出来——习惯了。
在群山还是一片青绿的时候,北京又来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知识青年。因为曾拉手风琴,就留在了分场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分配到队上。我和他经常走动,慢慢成了朋友。他的琴确实拉得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抱着琴,走到草房后的空地上去,他的头顶上就是晨光初照的森林,常有很白的云低低飞过,在我们眼前化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低着头,在琴声响起之前,像是睡着了,直到他的右手被阳光照亮,才开始在黑白之间飞奔起来,引得不知名的鸟在林中深啼。他拉《杜鹃波尔卡》、《云雀》和《在水波上》。听众中真正懂音乐的,是我的另外一位失恋了的朋友。
记得初来的时候,他常常和他的女友一起,在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革命歌曲。他在掌声中鞠躬,脸在汽灯下笑着。后来,他的女友离开了他,而且去了省城昆明,和我们不是一回事了。他是上海人,家却在北京,也算北京人。因为有病,他就很瘦弱,脸细细白白,双手如绵,也很白,女孩子一样,却有一双愤愤的眼睛。他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