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包子,放在橱中,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见了,举家惊疑。K说,是爸爸回来吃了。这时大家才觉出到处是死者的气息和遗迹,对于K的话,几乎相信了。直到长子承认包子是他前夜下楼吃了,全家人才头一次破颜一笑,越加睹物思人。
张家的命运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这件事就是K的婚姻。K,生于一九四四年,因盟军攻克北非洲而得名。她是张家唯一的女儿,进城时不过五岁,深受父亲的宠爱,自此一帆风顺,到“文革”时,已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她青春一度,皓齿艳唇,爱笑,爱动,矫健,兼备女儿的美丽和男儿的性格,后者也许是生于战争的缘故。她坦白宽广,又急躁任性,事事必得,颐指气使,不饶人,不让人,根本却极善良。譬如火焰,暖人,也灼人,非深知不能和她作朋友;作了朋友,又受她不了。家破人亡之后,她还能时时大笑,豪迈乐天,和她弟弟的儒雅沉静,有表里之分。K的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其父是“林彪集团”的大将之一。这一对夫妻之间起初未必没有真情,尽管K对我说,她的结婚确有解救家庭厄运的意思。这个婚姻的结果是使K的兄弟们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军人,家庭的状况也确实改善了。也做了军人的K成了某首长的秘书,婚后得一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之前,两年之间,似乎又家风重振了。
林彪乘飞机出奔,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K的丈夫也被牵连,关进牢房,接受审查。K起初无事,她通过秘密渠道与丈夫保持通信往来,除鼓励关心、嘘寒问暖,克尽妻子责任之外,有对时事的怨言,也是难免的。这在夫妻之间, 本属自然。两人相约,信件阅后销毁。K照办了,丈夫却将她的来信细细地缝进了棉衣。
K的丈夫,我始终没有见过。但其人的霸蛮,却有所闻。K自己说,他和生母发生口角,可以将腕上的手表除下,猛掷过去,其母侥幸躲过,背后的镜子却被击成粉碎。这样的脾性自非一日所成。待到成为管事的官员,怎样对待同僚和经手的事物,也就不难想象。他的存在,全靠乃父的权势。他和权力之间,犹如衣服和衣架,衣服在时,错认为“我即衣服”;衣服不在,所能幻想的也不过衣服的复得。自身是否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这类人的可怜处。所以,他会越狱潜逃而且成功,不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发之后,有白色床单从数层楼高的窗口垂下,在冬夜的风中飘扬,估计高度,他须从约摸二层楼纵身跳下方能落地,更使人们大吃一惊。
他原是罪名未定而先被捕,起初并不关在正式的监狱,却在北京市内一座军队医院里,病房权作了囚室。由于是重要案犯,没有行走的自由,每日的饮食有专人传递,负起这个责任的是年轻的军队女护士。父亲罪行重大,自身前途未卜,罪与罚织成一片噩梦,烦乱骚动;加之不自由的身体又正年轻,狭小的斗室刺激了想象的胀大,寂寞时传递的就不仅是粗糙的饮食;时间久了,门外人接受的也就不仅是餐后的空碗了。但是,门是始终紧锁着的,即使送饭的护士也没有钥匙。情欲眼看无法宣泄,却越发高涨起来,终于达到极点。
他关上灯,打开窗户,小心地把床单系在窗边,用力拉了一下,很结实。他看了看下面冬夜的街道,没有行人。他的身体跨出窗口,抓紧床单,慢慢向下滑去。在尽头他才发现地面还远。他悬在空中,心跳得像一面鼓。酸软的手渐渐没有知觉,自然地松开来。落地的瞬间他才意识到,他回不去了。床单太短——他在计划时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匆匆会合了等待已久的女护士,双双隐入夜色。
两小时后,他再度被捕。地点在离医院不远、“钓鱼台”墙外的松林中。同时被捕的还有那位女护士。
他的出逃被立即发觉,虽然不想惊动市民,还是实行了局部戒严。部队展开紧张搜索。他被捕后,在重镣之下,被解往别处。男女双双在场,正好吻合传统的说法:捉奸见双。但是,无人相信他的浪漫解释。因为第一,一个重大的国事犯,处在生死未卜的境地,赎罪还来不及,竟愿为片刻的肌肤之亲提前决定一生的命运,是圣人能为而不为,傻子想做而不敢的事,而他不过一个凡人。第二,短布悬空,分明是不回的证据。第三条最厉害:做爱何以做到了中央要人墙外,不是阴谋杀害是什么?有此三条,百口莫辩。
这个故事,分明谈不到爱情。说到最坏处,K的丈夫不过如粗鲁的赏荷者,不满足于远观;为了采摘到手,不惜弄湿裤管。但是,环境的严峻,不会不使他在行动前完全没有考虑:缒窗而下,是否会被人当场发现?是否能够顺利返回?一旦被发现,以待罪之身,后果将会如何?但考虑之后仍然纵身一跳,之后又身陷重围,周身镣铐,义士一般地被牵回,竟是英雄模样了。女护士,说到最坏处,不过爱慕虚荣,欲一亲当年贵公子。但女兵是当时俊俏的职业,因同情落难的官人,纵使对其人全无了解,也愿以大好青春作赌注,博取短短的销魂,单纯忘情如此,也竟有侠女的古风了。至于其他,全不重要。作为人,终于不能降服的,终于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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