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发表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人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杀人无罪!
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做战争,背地的叫做谋杀。统治者倘有其他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他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它固然可以归诸于马克思的理论:“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归诸于江青之类的纵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说远一点,可以归诸于多年的仇恨教育,说近一点,可以归诸于已成的风气,但终于不是圆满的解答。因为,要你做是一件事,做不做是另一件事。如果诚实地回答,许多人会承认:当他们施暴于人的时候,兽一样的冲动是可能的,加上当时的气氛,甚至是一定的,但很少出于真正的仇恨,政治宣传的鼓舞也不是决定的因素,更少是被迫的。那么,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恐惧。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之所以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惟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惟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员。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终于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了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自己的胸隔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我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颧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让我不敢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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