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拚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他们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父亲。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其父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第一批人物中的一个。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他在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刘、邓事后发现,在他们全力堵住前门的时候,店主本人已将后门打开,闯入的人群不仅将店铺洗劫一空,而且从后面捉住了他们,从此厄运临头。基于建设“天国”的设想,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毛泽东在写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将刘。邓的行为斥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使用了异乎寻常的字眼:“用心何其毒也!”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送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弥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秸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定,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于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泽东,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班主任要我去接替正在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连续几个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收拾起西湖的垂钓,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他对刘少奇说:“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一段,在刘、邓的指示下,北京大专院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宣布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七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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