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篦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到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成了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仍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没有人再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驳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的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的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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