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
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的部分根源是人为的结果。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却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们不了解内情,更多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因为饥荒是农业国家的常规事件,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灾变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欣赏毛泽东同苏联人的斗争。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重担,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都基于同样的道德偏执。古远的帝国旧梦和尚未古远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时间确实产生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战争中被日军打断了一条胳膊的将军指挥,从中国各地汇集来的人群,在东北烈风劲吹的雪原上,建设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们住在土坯垒成的泥屋中,吃着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人海式的劳动投入,理想与纪律,在刻意不宣的岁月中默默奋斗。一位名叫王进喜的工人,曾在严冬季节跳进深可及胸的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开钻所必须的泥浆,并使他的钻井队保持年钻井世界纪录多年,而被称为“铁人”。他在北国寒风中高唱:“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满载原油的列车终于从原来无名现名大庆的地方开出,结束了中国进口原油的历史,消息传出,民心大振。与此同时,地处中国华北与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做陈永贵的农民,依靠同样的组织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围的山地上用铁器时代沿用至今的锄头,建造起比他们脸上的皱纹整齐得多的梯田,其规模使人联想起长城的修建,并在水土保持极其困难的半高原上当年获得谷物丰收。炊烟升起,宣布一个名为大寨的村社的兴起,并为中国北方多山诸省的农业施了洗礼。陈永贵这个名字,对于常年处于半温饱状态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号召力强大。一九六二年,因“麦克马洪线”而纷争不休的中、印边界爆发战事,来自四川省的军队越过西藏高原,一举击溃了印度陆军。同年,解放军又在东南沿海歼灭了蒋介石派遣的武装分队,并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九六四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生下台的同时,中国在西北地区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大体与人民共和国一同生长的少年们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发的号外和胜过节日的狂热人群。所有这些成功,都是通过人海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的;“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类口号更多地出现在宣传中。在林彪元帅推动下,群众运动的胜利被归功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顶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现一次。如同中国的古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开始稳定,人们至今对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间物品的丰富和低廉的物价记忆犹新。一九六五年纪录国庆实况的影片中,在毛泽东出现之前,有一个由广场摇到天安门城墙的长镜头,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空间中,竟可以清晰地听到城楼上八面红旗飘舞的声音。接着,《东方红》就在礼炮声中响彻了广场。入夜,手擎红旗的人群在静默中踏出大军行进般的步伐,通过原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西交民巷,涌向天安门广场,不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礼花。
这是盛世景象。
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于是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家里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她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O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惟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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