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锺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锺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边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我大姐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叫声“圆圆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锺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他最宝贝的二姐。爸爸对我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明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我们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爸爸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妈妈自出心裁特为爸爸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爸爸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不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师。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唱童谣。圆圆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着书背。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圆圆识字，对她千依百顺。圆圆不是识完一包再识一包，她要求拆开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从中挑出认识的字来。颠倒的字她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她认识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一次她挑出一个“瞅”字，还拿了《童谣大观》，翻出“嫂嫂出来瞅一瞅”，点着说：“就是这个‘瞅’。”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锺书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住户由弄堂出入。我大姐有个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号，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亲帮打官司，承继了一千亩良田的财主。她偶有事会来找我大姐。
一九四〇年的暑假里，一个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这边。爸爸和我们姐妹都在我们卧室里说着话。忽然来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围城》里的鲍小姐一个模样。她比《围城》电视剧里的鲍小姐个儿高，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财主。
我爸爸看见这般怪模样，忍着笑，虎着脸，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脚也随着爸爸过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来客。我坐在桌子这面，客人坐在我对面，圆圆在旁玩。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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