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此”这个词多余了。此处没有逻辑的确实性，也没有实验的可能性。我最多能说，这确实超越了我的尺度。要是我不由此得出一种否定，至少我决不会在不可理解的东西上立论。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随我所知而生活，而且仅仅凭我所知。有人对我说，智力应当在此牺牲自傲，理性应当在此低头。但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相对的威力。我只要求自己处在中间的路上，在这里智力可以保持清晰。要说这就是智力的自傲，那我看不出有充足的理由将其摈弃。举个例子，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状本身，他的看法再深刻不过了。因为罪孽意味着远离上帝。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也许这个概念会明朗起来，假如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种精神和这种世态彼此支撑却不能拥抱。我请教这种状态的生活准则，得到的忠告则是忽视其基础，否定痛苦的某个对立项，干脆迫使我放弃了事。我想知道我承认作为自身状况的条件所引起的后果，我得知这意味着黑暗和无知，却有人硬让我确认无知意味深长，黑暗就是我的光明。但他们没有回应我的意图，这种鼓舞人心的抒情，对我掩盖不?了反常现象。所以必须改弦易辙。克尔凯郭尔可以大喊大叫，警世喻言：“假如世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深处，只有一种野蛮和沸腾的力量，在莫名其妙的情欲旋涡中产生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假如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无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那么人生不是绝望又会是什么呢？”他的呐喊阻挡不住荒诞人。追求真的东西并不是追求可希望的东西。假如为了逃避“什么是人生？”这个难题就应当像驴子那样充满美丽的幻想，那么荒诞人便不会迁就谎言，会更乐意心平气和地接受克尔凯郭尔的答案：绝望。总而言之，一个坚定不移的灵魂总有办法应对万变的。
这里，我斗胆把哲学的自杀称为存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不过是图个方便，为指出一种思想活动，即思想否定自身，并倾向于在引起否定自身的东西中超越自身。对存在学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讲，上帝只靠否定人类理性才得以支撑。有如各种自杀，诸神也随着世人而变化。跳跃的方式虽有好多种，但关键在跳跃。对种种救世的否定，对否定人们尚未跳跃的障碍的种种最终矛盾，既可能产生于某种宗教的启示（这是推理所针对的悖论），同样也可能产生于理性的指使。这些否定和矛盾由于一贯追求永恒，这才在此关节上跳跃了。
还应当指出，这篇散论所遵循的推理，完全撇开我们开明的时代最流行的精神形态，这种形态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皆理性，旨在解释世界。对世界自然要有个明确的看法，既然大家都承认世界应当是明确的，这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涉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推理。我们推理的目的确实在于揭示精神的步骤。当我们的推理从论世界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后却发现世界具有某种意义和深度。这些步骤最为悲怆的是宗教的本质，在非理性的主题中得到了阐明。但最为反常、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这样的步骤，它把自己种种理直气壮的理由，给予它首先想象为没有主导原则的世界。不管怎样，倘若没有对怀旧思想的新体会说出个道道儿来，恐怕很难达到使我们感兴趣的结果。
我将只研究“意向”，这个主题让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炒得很时髦。上文已经提到了。最初，胡塞尔的方法是否定理性的传统步调。思想，不是统合，不是把以大原则面目出现的表象弄得亲切感人。思想，是重新学习观察，重新学习引导自己的意识，重新学习把每个形象变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意境。换句话说，现象学摈弃解释世界，只愿成为切身体验的描述。现象学与荒诞思想休戚相关，最初都认定没有什么真理，只有一些道理而已。从晚风到搭在我肩上的手，事事都有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意识，通过意识给予道理的关注，使道理明确可辨。意识并不构成认识自身的对象，只确定不怠，是关注的行为，借用柏格森式的形象，就像投影机，一下子就把自己确定在一个形象上。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脚本，却有既相连又不连贯的画面。在这盏神灯中，所有的形象都是得天独厚的。意识使其关注的对象在经验中处于悬念状态，把关注的对象奇迹般的一一孤立开来。从此，这些对象便处于一切判断之外。正是这种“意向”确定了意识的特点。但词语并不意味着任何终结性概念，而在自身的“方向”上被使用其含义，因此词语只有形貌的价值。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精神唱反调。思想所披的外表谦虚，只限于描写思想所摈弃解释的事情；经验极大地丰富、反常地产生于自愿的纪律；世界在其烦琐中再生，也反常地多亏自愿的纪律。这些都是荒诞的步骤，至少初看是如此。因为思想方法在此情况和彼情况下，始终具备两副面孔，一副心理的，另一副形而上的。假如意向性的主题只想阐明一种心理状态，而现实不是被这种状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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