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恒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穌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二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人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
来人又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
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
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穌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穌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
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