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系列的打击，反而刺激了康有为，使生性倔犟的他更加执著了。他借当时皇陵附近山崩的机会，越过阻挡他的王公大臣们，直接向慈禧、光绪上书，并标了一个极为刺眼的题目：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在这份折子中，康有为将中国喻为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窍迷塞，内溃外侵，百脉溃败，病入骨髓，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忧虑，最大的忧虑是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赫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建议。康ｌiｂ?有为乃一介布衣，根本无权向皇帝上折，于是他只能请大臣代递。他找到国子监祭酒，即甲申年弹劾掉恭亲王及全班军机的盛昱。盛昱为康有为的爱国激情所感，将其折交给翁同龢。
但翁读了这份折子后，觉得语气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谢绝。盛昱又去找祁世长。祁当面盛赞康有为的忠义，答应为其代奏，但临时又变卦失约。于是这封饱含康有为心血的折子终于未能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只得快快离京回家。
回到广州后，他结识了从四川来到广州的经学大师廖平。廖平接续龚自珍、魏源的学业，治的是今文经学。康有为为廖平的学说所折服，转而潜心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他终于从冷落千余年的今文经学中找到改革变法的理论根据。从此，他以今文经学中的通三经、张三世为基础，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维新理论。在他所亲手创办的万木草堂中，他一边教学传道，一边发愤著作，将他的研究和思考写进《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中。前书将祖祖辈辈士人尊奉的古文经学，宣布为刘歆所伪造的学说，后书把夏商周三代历史称之为孔子为改制所拟托的理想，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无异于给死水一潭的中国学界和政界投入一颗惊天动地的炸弹，引来无数士绅官员们的愤恨抗议，直欲把康有为食肉寝皮而后快。《新学伪经考》一书因此而不得不毁版停印。《孔子改制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只是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但康有为的学说，却赢得了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也获得了海内无以计数的有志之士的敬重。
前年，他终于中了举。中国军队彻底败于日本的惨痛事实，使得全国上下稍有头脑的人都意识到非变革不可，不变革真有亡国灭种之祸，从而对具有先知先觉的康有为更表尊敬。今年春上，当康有为振臂一呼，几乎所有应试的举子全都予以热情响应，“公车上书”便以亘古未有之先例载人史册。同时，也使得康有为成为变法维新的当然精神领袖。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分发工部任主事。
康有为借这股士气，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京师出现的第一张报纸，以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作为其主要内容，间或也发表一些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所写的政论文章。《万国公报》的发行，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接着，康有为又创办强学会，以强大中国作为该会的宗旨，借此以团结同志壮大力量。强学会得到了北京不少开明中下级官员的支持，纷纷入会，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也积极人会，并捐银五千两。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京中大老都对强学会予以支持。李鸿章也表示愿意人会。但强学会将李鸿章视为汉奸祸国殃民者之流，拒绝他人会的申请，甚至连他捐的两千两银子也不收。
但朝廷中也有不少王公大臣对这些事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在京师结会办报，其居心难以测度，宜严加监视防范。一批庸员俗吏也对此看不顺眼，攻击指责声时时不断。有人担心节外生枝，劝康有为离开京师，暂避风头。康有为也意识到京师阻力太大，又一时难以成事，而中外交通的重要码头上海，其环境相对来说较宽松些。于是康有为以创办强学会上海分会为由，离开北京南下。
上海是两江所辖之地，署理江督张之洞，正以兴办洋务实业的巨大成就，隐然取代李鸿章成为天下督抚的首领，深受慈禧、光绪赏识。康有为也看中了张之洞。他想：若是取得张之洞的支持，不仅对在上海办强学会有好处，而且对今后的维新事业也都大有好处。不过，康有为听不少人说张之洞不好打交道，架子大脾气乖张，又自视甚高瞧不起人。说不定他根本就拒绝接见，即便是勉强接见了，也可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或是斥责，或是奚落，就像他对待许多有所干求的谒见者那样。同样心高气傲的康有为，最为忍受不了别人的轻蔑。犹豫了好几天，康有为以大丈夫能伸能屈为勉励，丢开一切顾虑，毅然又从上海北上来到江宁。
到了江宁城后，他没有向总督衙门投书求见，而是先去拜访官场士林中的朋友，从那里得知仁梃落水身亡及张之洞近来心情郁闷的信息。他暗思这次来的真不是时候，打算再住两三天便回上海去，过了冬天后再说。前天下午，他去拜访名翰林钟山书院主讲蒯光典，恰逢陈衍也在座，三人洽谈甚欢。蒯光典和陈衍赏识康有为的才华，同情他的维新变法主张，表示遇有机会，一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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