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的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