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故在京师期间二人过从并不甚密。光绪七年张之洞外放山西后，几乎又中断了联系。不料袁昶近日已外放皖南道！读完信后张之洞的第一个感觉是：袁昶是个讲义道的学生，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惠而不费的恩情居然死死地记在心里。私泄这等机密之事，万一被朝廷知道了，轻则断送前程，重则下诏狱。在只讲利害不讲情义的今天，能有这种古道热肠，真是罕见。典试浙江能得这样的门生，也算是平生一幸事了。张之洞提笔给门生写了一封短短的谢函封好，将袁的仆人唤进来，将信连同桑治平刚从鄂西带回的一包黑木耳一起交给他，叫他带给主人。然后又拿出四两银子出来打发。袁家的仆人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
张之洞坐在牛皮太师椅上久久地凝视着袁昶的这封密信，胸中的怒火在一阵阵灼热地燃烧。它炙烤着他的心，令他愤怒，令他委屈，也令他痛苦！
他没有想到，这份参折竟然出自徐致祥的手！他们在翰苑共事多年，经常在一起谈国家大事，谈经史诗文。这个江南老才子尽管比张之洞大几岁，却对张之洞格外殷情称赞，时常出格恭维他可比古之张良、谢安，有治国安邦大才，可惜屈于翰林院。不料就是这个人，今天居然说他只可衡文，不可从政！
身为大理寺卿，怎么可以不要任何实据，只凭几句传闻之辞，便给别人定下这等严重的罪名！这不是深文周纳吗？这不是存心要把人往死里整吗？
外放这十一二年来，自己为山西、两广和湖广做了许多好事，在越南战争上为国家赢得声望。对于这些，徐致祥他可以闭眼不视，只字不提，却把一些谣传当作宝贝，无端罗织罪名。徐致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张之洞真恨不得将他揪到面前来当面质问，狠狠地扇他两个耳光！
世上人本是良莠不齐，徐致祥要这样无事生非，也拿他没法。令张之洞最为委屈的是，朝廷怎么竟然也会看重他这篇可耻的谤文！又是发上谕，要刘坤一密查，又是发抄件，让两江的官员们去阅看，这不明明认为徐致祥的参折有合理之处吗？徐致祥荒谬不明事理，朝廷难道还不知我张之洞？皇上还不明白我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心？这等破烂的折子，不掷回斥责、留中淹掉便够意思了，居然要刘坤一来武昌密访，皇上和朝廷对我张之洞怎么如此不相信？
这样想来想去，一阵揪心之痛令张之洞头晕目眩，手心直冒虚汗，终于瘫倒在太师椅上。一会儿，大根进来斟茶，见四叔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吓得叫道：“四叔，四叔！”喊了几声后，张之洞睁开了眼睛。
“四叔，您不舒服？”大根捧起张之洞的左手，在他虎口处略微用劲压了一下。“好过点吗？”
张之洞轻轻地点点头，有气无力地说：“你背我回后院去躺躺！”
见大根背着丈夫来到后院，佩玉大吃一惊，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走过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大根答：“四叔有点不舒服。”
佩玉摸了摸张之洞的额头：“哪里不舒服吗？”
“胸口闷。”张之洞轻声答，脸色已比刚才好些了。佩玉铺好被子，又和大根一道将张之洞的外衣裤脱去，让他好好地躺着。“要不要请医生来瞧瞧？”佩玉问。
“不用。”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又对大根说：“你不要对别人说我病了，免得大家都来探视，耽误了办公。有事找我的，叫他明天再来。你出去吧，我一个人安静躺躺。”
大根出去了。佩玉则守候在床边，看着张之洞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她心里想：早上吃饭时还好好的，到押签房办公还不到一个时辰，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她深情地盯着睡中的丈夫，猛然觉得来武昌这两三年，他比过去更显苍老了。还只有五十五六岁的人，须发差不多全白了，面孔瘦削，衬托出那颗比常人略大的鼻子更显硕大。她知道，这都是因为办铁厂的缘故。丈夫为铁厂耗费的心血太多了。来到武昌之后，洋务成了他的最大的事情。佩玉记得有天晚上，丈夫因户部同意拨下二百万两银子而特别兴奋。他对她谈起自己的洋务理想：先办铁厂，把铁厂办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子，让洋人看了惊叹。然后再办枪炮厂，办纺纱厂，办织布局。还要办发电厂，让老百姓的家里都点上像总署衙门一样的电灯！提起电灯，佩玉就会想起儿子满月的那一夜，两广总督衙门里突然亮起了百十个电灯泡，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人间似的，房间里每个角落都亮堂堂的，一颗针掉到地上都找得到。要是让每户老百姓家里也有一颗这样的夜明珠，该多好呵！她握着丈夫的手说：“您做的是大好事。真的到了那一天，百姓要怎样感激您哩！”佩玉看到，一向很少笑的丈夫脸上绽开了孩子似的灿烂笑容。
一眨眼工夫，佩玉过门来便是八个春秋了，准儿已经十六岁，大姑娘了。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准儿的琴早已弹得很出色了。她常常夸准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她强得多。准儿却说，只有形似而神不似，韵味还没有把握住，再说，凤凰还没下来听我的琴哩，还差得远。准儿一直把凤凰听琴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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