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天就派人送你去晋祠，好好地跟两位老人说清楚，请他们同意。”
“还有。”佩玉细声细气地说，“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一天天地衰老了，身边要人照顾，我想请大人答应，让他们随我一道走。”
“好，好。”张之洞忙不迭地答应。“侍奉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他们自然是应该跟随你到广东去的。他们愿住衙门也行，愿自己赁屋住外面也行，一切听他们的。”
佩玉不再说什么了，心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正是春末夏初时分，三晋大地麦青花黄，万物欣欣，张之洞结束在山西两年半的巡抚任期，肩负着以醇王为后台的新军机处的重任，怀抱着兼济天下、经营八表的素志，离开太原，前赴眼下朝野内外、欧亚东西所关注的争斗之地，他将要以一身作南天柱石，撑起这座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一隅。四十八岁的中年总督不免忧喜参半：大展宏图之心与责任重大之感同时并存。
然而，与当年孤身赴晋不同，此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位有才有识的终身伴侣。这些天的共同生活，佩玉给张之洞带来的温馨，在他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作用，仿佛青春重返，韶华再来，张之洞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像二十年前似的用之不竭的生命力。他回顾两年多来所办的一桩桩大事：铲除罂粟，奖励农桑，戒烟禁烟，清查库款，查办贪官，整饬吏治，免除摊派，苏缓民困。尽管这些政绩是用两鬓全白的辛苦所换来的，却是十分值得。望着古道两旁一派庄稼茂盛耕作繁忙的景象，张之洞的脸上泛起欣慰之色。
车到荫营镇时，他想起了那年途中打尖的小饭铺，便把大根叫来说：“你再去跟那位薛老板聊聊，问问他罂粟根绝了没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些没有？”
半个时辰后，大根赶上了车队。
“见到那个薛老板了吗？这里的情况如何”张之洞希望从这个小小的点上的变化，显示出他治晋两年多来的巨大政绩。
“见到了。”大根的情绪并不高昂，“薛老板说，他们这里的罂粟还在种，只是大路边没有而已，离开大路两旁不到十里地，那里的罂粟照旧和过去一个样。”
“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张之洞生气起来。
“我也问过。薛老板说，大路两边不种，只是为了应付官府。老百姓还是要种，他们要靠它养家糊口过日子。”
“苛捐杂税减少了一些吗？”停了一会，张之洞又问。
“薛老板说，也没有减少什么。原来的名目没有了，又增加了一些新名目。一年下来，老百姓出的钱，与过去差不了多少。老百姓若不种鸦片的话，这些捐税根本就无法交。薛老板还说，官府也有它的难处。有次平定县的主簿在他的饭铺吃饭，说省藩库一年支给县衙门的钱还不够大伙儿吃饭，更不要说有钱办公益事了。县衙门不问老百姓要问谁要？所以官府后来知道罂粟还在大量种，也就开只眼闭只眼，明禁暗不禁了。”
张之洞不再问下去了。荫营镇是这样，看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刚才的欣慰之色，早已在他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认识猛然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中国的根本症结在于百姓的贫困，若这个症结不化解，任何德政都将无法施行。然则，如何才能使得百姓富裕起来呢？这真是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难题。他想：将法国之事了结后，一定要用全副精力来致力于富民之事。
然而，清流出身的新任两广总督没有料到，法国之事，其实是很难了结的，这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就在张之洞千里南下旅途中，京师政坛幕前幕后的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