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国与民的事，《管子》一书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一部《管子》反复陈述的就是这几层意义，而这几层意义则揭开治国治民全部奥秘。也就是说，为政者的所有作为，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实到百姓的头上，即使百姓快乐。快乐在于富有，富有在于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礼节荣辱。而二千年来的所谓儒学只讲礼节荣辱，不讲衣食财富，完全颠倒了本末。香涛兄，在我看来，中国之误，误在从政者只重虚不重实，只重末不重本。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又如何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张之洞心想：他的话虽然偏颇了些，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士人的兴趣确实重在礼义廉耻上，对农工商不屑于过问，特别是宋明以来，更大谈心性命理等等，越谈越玄，越谈越空，故后人批评宋明亡国就亡在空谈上。诚如管子所说的，礼节荣辱建立在仓廪衣食上，尤其是乡间农夫市井小贩，他们不懂诗书胸无大志，吃饱穿暖才是他们的追求。过去做学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们都衣食无忧，自然有心思谈礼节谈荣辱。现在去做巡抚，钱粮赋税肃匪办案，桩桩件件都是与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温饱，巡抚又怎能不去关心他们的温饱？
想到这里，张之洞说：“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话极有道理。做牧民之官，应时时记取这两句话，让百姓足衣足食。其实，圣人之教也很注重这方面，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讲为政者当顺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洽平面露欣色说：“香涛兄果然是明理达事的人，如此说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应重在为百姓谋实利，也就是说为百姓的丰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时间，使三晋百姓富足起来，如此你张香涛才是一个好巡抚；至于具体如何富民裕民，到达山西后再从容计议！”
张之洞高兴地说：“让山西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作一个晋抚的本职，在这点上我与你完全一致。当然，我信仰圣人名教，我不会改变，你奉管仲、桑弘羊为师，你也不必改变。你做我的幕宾，我看重你的为学。你治的是致富之学，正好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让三晋早日富裕起来，以你之长补我之不足，这不是合则双美的大好事吗，你还犹豫什么呢？就委屈你做我的山西巡抚衙门的总文案吧！”
“慢点。”桑治平说，“你的长子已成家，自然留在京师，次公子今年多大了，是留在京师还是随你去太原？”
“我想，待我安定下来后，还是接他到太原去读书为好。”
“这样吧，我还是以公子师傅的身分住在衙门里，帮助你做点事。”
“好，就这样！”张之洞兴奋地说，“薪水不变，还是总文案的样。我们就这样讲定了。”
“不过，我们得约法三章。你若依，过几天我就随你启程；若依不了，则你去你的太原府，我守我的古北口。若日后你违背这三章，我会中途拂袖而归，你也不要怨我。”
张之洞赶紧说：“这样最好，你约的是哪三章，说出来，依得了就依，依不了明天我就一人回京师。”
桑治平说：“这第一章是，你张香涛不能做贪官。对中国的官场，老百姓第一恨的是贪官污吏，我桑某人也第一恨的是这种人。岳武穆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无事。这话最是说到点子上了。曾文正公为官之初，就立下不存发财之宗旨，所以他赢得人们的尊敬。他故去多年了，人们还在怀念他。这首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清官。曾文正公说得好，既然选择做官一路，就不要存发财之念。若想发财，你去经商好了。经商得来的金银，哪怕堆积如山，老百姓不但不会咒骂，还会佩服，因为这凭的是自己的一种本事。利用朝廷给予的权利，去巧取豪夺百姓血汗换来的钱财，那就是黑心肠，烂肝肺，不但本身挨骂是应该的，就是殃及子孙也是罪有应得。”
桑治平借这一章大发议论。他并非要训诫张之洞，而是随处可见的贪官污吏，使他胸中憋了一肚子气，只要一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就会满腔愤怒。
见他还要一个劲地说下去，张之洞不得不打断：“仲子兄，不要说下去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于贪官污吏，我和你，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的痛恨。从小起，身为知府的父亲便谆谆告诫我们兄弟∶为官之道，首在清廉。这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兄台请放心，‘不贪污’这一条，对别人且不论，对我张之洞来说，决不是难事。湖北学政任上三年，于例可得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四川学政任上三年，于例可得的二万两银子，我分文未受，全部捐献给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有这段资历在前，你应该相信我。”
“我相信你。你在湖北、四川的义举，的确令人钦佩。不过，”桑治平强调，“学政到底不能跟巡抚相比。与学政打交道的是学官与学子，学官多清寒自守之人，学子乃在山之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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