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了,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哩!”
说罢不待杨锐开口,便对门外喊:“大根,你过来下!”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二十多岁的汉子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什么事,四叔!”
“你去把客房收拾下,这位从四川来的远客明晚就睡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住。”
“嗯,知道了。”大根一边回答四叔的话,一边很热情地与杨锐打着招呼。
杨锐见大根叫张之洞为“四叔”,知不是一般的仆人,便问:“香师,我应该怎样称呼他?”
“他是我的远房侄子,你们年龄差不多,兄弟辈分,都以名字相称吧!你叫他大根,他叫你叔峤。”
杨锐忙起身,对大根说:“大根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大根友善地说:“不要谢,这是我分内的事。”
说罢离开了书房。
大根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已经十年了。八岁那年,大根的母亲去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便带着他走南闯北。父亲略识几个字,有些武功,早早晚晚没得事时,便教儿子习拳练武,也把自己所认得的字教给儿子。十二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识辨各种草药,背汤头歌诀,以便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大根聪明勤奋,父亲所教的,他都学会了;加之长年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小小年纪,也有不少阅历。可惜,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大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得回南皮老家,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耕种两三亩薄地。张之洞那年回籍祭祖,见到这个已与他出了五服的孤儿,看出这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能成才。张之洞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安于做一个文学侍从,他要经世济民。做镇抚一方的疆臣,做管理天下的宰相,才是他的志向。他相信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需要在身边聚集人才,大才小才都要,尤其要有几个贴心人。他们或帮自己出谋划策,排难解忧;或鞍前马后照顾保卫,防患歹徒的侵袭,戒备仇家的暗害。再过几年,大根就是一个很好的贴身侍卫。就这样,张之洞把大根带出了南皮。
张之洞既对大根予以重视,便对大根格外看待,视他为亲侄,规定他早上一个时辰识字读书,以补过去之不足;晚上一个时辰练习武功,使先前的功夫不荒废。去年,王夫人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春兰做女仆。春兰有爹无娘,命也不好,张之洞夫妇见她勤快善良,便做了主,将春兰嫁给大根。大根和春兰感谢张之洞夫妇的恩情,遂死心塌地为张府做事。
喝了几口茶后,张之洞对杨锐说:“说了这多闲话,正话还没说上。叔峤,你这次跋涉几千里来京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正要跟您禀报哩。”杨锐脸上娃娃似的笑容瞬时不见了,代替的是一脸的凝重神色。“学生受父老乡亲的委托,特为东乡惨案一事进京,替冤死的东乡农人鸣冤叫屈。”
“东乡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好?”张之洞颇为惊讶地问。
“还是维持过去的老样子。不但东乡屈死的冤魂不能安妥,凡有良心的川中士绅也都不能心服,故而委托学生几个人再次进京申诉。”杨锐说得激动起来,两只眼中的泪花在闪动。
“都四五年了,还没有处理好,天理良心何在!”张之洞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看到杨锐眼噙泪水,他自己也不禁双眼模糊了。
东乡案子出来的时候,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
四川农民赋税沉重,除地丁银外,还有各种捐输和杂税。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公开向全国保证:子子孙孙永不加赋。但这句话并没有承诺多久,就以各种名目变相加赋加税来自我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军饷浩大,朝廷为筹饷银,横征暴敛。东乡是一个穷县,这些年来各种赋税加起来要超过战争之前的十倍。而且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和官吏相互勾结,百般勒索,手段恶劣。东乡农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光绪元年集体抗粮不交,聚众请愿,要官府清算历年粮账。
东乡知县孙定扬以“刁民聚众谋反”为词报告川督文格。文格得报后,立即派出提督李有恒率官兵急赴东乡镇压。李有恒穷凶极恶地命令官兵,将东乡抗粮村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造成四百余人冤死的特大惨案。
东乡惨案发生后,巴山蜀水一片震惊。在成都的张之洞闻讯,愤慨地对学政衙门的属员们说:“乡民请愿,只能劝解,即使真的是聚众谋反,也只能拘捕首犯,驱散众人,怎么能杀这多人?这里该有多少冤死鬼!”
他是学政,不便干涉地方政务,得知东乡推举士绅进京告状,他心里是赞同的。东乡一案得到川籍御史吴镇的同情,他联络几个京官联名上疏,参劾川督文格。后来,朝廷将挑起这桩案子的直接当事人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革职,将川督文格调离四川,擢升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令丁宝桢视情节轻重处置此案有关人员。这时,张之洞刚好三年学政期满,离川回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不服朝廷如此办理的民怨,他自己也认为此案处置不当。
丁宝桢到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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