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鱼穿过闪闪发光的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heTransiti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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