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有翻版的自己。这就是吉姆·布拉顿的离奇故事。
吉姆·布拉顿是一名受雇于费城一家谷类早餐公司的高级推销员。他是个平和而诚实的人，从不会伤害任何比苍蝇大的东西。他有一位太太和两个他所宠爱的孩子。1941年发生的战争对他的影响甚微，因为他已年过四十，而且其雇主们明确表示他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开始学习德语——他的祖母是德裔——因为他认为有朝一日德语或许能派上用场，而这也是1941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一桩新鲜事。有时，他会在报纸上看到纳粹集中营总检察官施莱伯的照片，他的一个孩子声称他与这个纳粹分子的相貌相似，但除此之外，再没其他人论及这一件事。
1945年秋天，一个被俘的德国U-潜艇指挥官供认，他把施莱伯送到了墨西哥海岸登陆；这部影片即以墨西哥海滩上一只被浪花掀翻的橡皮救生筏为开场，透过岸边浅浅的水面可以看到施莱伯的尸体。退潮之后，地蟹纷纷从洞穴中爬出来。但是对施莱伯的追捕仍在继续，因为螃蟹们很快就会清除他死亡的全部证据。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努力推动战后贸易，布拉顿被公司派往中南美洲出差。在飞机上，他翻看的《生活》杂志讲述了追捕施莱伯的故事。他的邻座是一位戴眼镜的男人，身材瘦小，一脸诚挚，满口冒牌科学理论。这个男人指出他的长相和施莱伯相似。“你瞧不出来吧，”他说，“我怀疑一万个人里能否有一个会瞧出这一点，因为通常我们所说的‘相似’，并不是指脸型和头骨，而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性格在他的外貌特征上遮盖的面纱。你长得像施莱伯，但是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你的生活经历与他迥然不同。这无法改变耳朵的形状，但人们会看出眼睛里流露的神情。”除了开玩笑的孩子以外，他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的人。幸运的是，对于布拉顿和他自己而言，陌生人在下一站就下了飞机。飞机在去往墨西哥城的半途中坠毁，机上除布拉顿以外的其他人全部丧生。
布拉顿被远远地甩了出去。他的左臂摔断了，脸也划破了，剧烈的震荡使他丧失了记忆。事故是在夜间发生的，此前他已经谨慎地——因为他是个非常小心的人——掏空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还将自己的证件锁进了公文包，当然，公文包也没了。当他苏醒过来，他已经失去了身份，只剩下外貌特征，而这些特征就是和那个死者的相同之处。他翻开衣兜想要找到一条证明自己身份的线索，但是发现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他：只有一点儿零钱，两个上衣口袋里各有一本书。一本是平装版的海涅；另一本是美国的平装书。他发现这两种语言自己都能读懂。当他更仔细地翻找了自己的上衣之后，他发现衣缝中缝着一叠干干净净的十美元钞票。
在这个简短的概要里不必详述他此后历险的细节；总之，他想方设法到达了火车站，登上去往墨西哥城的列车。他本想尽快找到医院，但是在火车站的洗手间里，他看到镜子旁边挂着一张施莱伯的照片，照片上警方用西班牙文和英文描述了其特征。或许是近日的经历使布拉顿的表情变得冷酷，他现在能觉察到那种相似性了。他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如今他的面孔又呈现出另一副神情——一个被追捕者的神情。
他不知该向何处去，而且不知所措。他见到每一个警察都会惧怕，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注意，报上的新闻很快便称施莱伯在墨西哥城现身了。他蓄起了胡子，随着胡须越来越长，他连最后一丝跟旧日里吉姆·布拉顿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了。
他暂时被施莱伯的同党给救了。他们是一帮法西斯，一直期待他到来，因为施莱伯身上揣着给他们的几封介绍信。他们当中有一对兄妹——哥哥是个身材瘦小的墨西哥人，有虐待狂倾向，凸着一对金鱼眼，因为他长得像彼得·洛，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彼得；妹妹是个足智多谋的漂亮女人，出于显见的角色分配原因，我们将把她称作劳伦。劳伦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恢复吉姆的记忆——也就是她认为本该属于施莱伯的记忆。他们相爱了：她毫无保留，因为相信自己对这个男人最坏的一面都已知晓；他则有一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保留。
然而，彼得的马虎大意简直不可救药。他对痛苦与暴力的癖好妨碍了他行事小心谨慎，因此由于某个尚未明确的事件，吉姆被墨西哥警方抓获，而其他人都逃走了。
施莱伯对粗暴的刑罚不大会有怨言，而吉姆也没抱怨。他不记得自己的罪行，但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警方强迫他看完一整场讲述布痕瓦尔德的影片，他怀着恐惧与羞愧观看被施莱伯迫害的那些羸弱而赤裸的受难者。他再也不想逃跑，而是甘心赴死。
面孔成了媒体报道的重点。他的家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看到了照片，但他们都没有认出那就是吉姆。
事有凑巧，那个与吉姆一同乘机的小个子、戴眼镜的冒牌心理学家也在审判的听审席中。他没有认出吉姆，但对施莱伯感到困惑不解（施莱伯的举止与其品行不符）。他记得自己曾在飞机上对那个长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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