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机外观上精密、完美、光洁闪亮，使我大感惊奇。一个人对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夸张失真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断头机与被处决的人都在平地上，被处决的人朝机器走过去，他走到它跟前，就像碰见了另一个人一样。当然，这是件讨厌的事。登上断头台，想象力可以发挥作用，把这想象为升上天堂。实际上，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快捷了当。
还有两件事是我牵肠挂肚、念念难忘的，那就是黎明与我的上诉。其实，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尽量不再去想它。我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努力对它感兴趣。它变成绿色时，就是黄昏来到了。我再努一把力，转移我的思路。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动，我不能想象伴随着我这么多年的心跳声，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心跳声不再传到脑子里的那短暂的片刻。即使如此，我仍然是白费了力气，黎明与上诉还是萦绕脑际。我最后对自己说，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来提人。因此，我整夜全神贯注，等待黎明。我从来都不喜欢凡事突如其来，措手不及。要是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个夜晚都耐心地等候着日光照上天窗。最难熬的是朦朦胧胧的破晓时分，我知道他们都是此时此刻动手的。一过了午夜，我就等着，窥伺着。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多声音，没有分辨出过这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我总算还有运气，没有听见来提我的脚步声。妈妈过去常说，一个人即使倒霉决不会时时事事都倒霉。每当天空被晨光染上了色彩，新的一天又悄悄来到我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本来是可能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来也是可能紧张得炸裂的。甚至，最轻微的窸窣声也会使我奔到门口，把耳朵紧贴在门上，狂乱不知所措地等着，听见自己的呼吸粗声粗气，就像狗的喘气声，因而感到非常恐惧，但终究我的心没有被吓得炸裂，我又多活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抓住了这个念头中最可贵的部分。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结果，我从自己的思考中自得其乐。我总是设想有最坏的可能，即我的上诉被驳回。“这样，我就只有去死。”死得比很多人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区别不大，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与其他的女人就这么活着，活法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此时此刻，在我想这些事的时候，我颇感为难的倒是一想到自己还能活上二十年，这观念上的飞跃叫我不能适应。不过，在想象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将来的事，将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就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我的上诉如遭驳回，我就应该服从。不过，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念念不忘“所以”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逻辑力量。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去作第二种假设，即我获得特赦。麻烦的是，我必须使自己的血液与肉体，不要亢奋得那么强烈，不要因为失去理智的狂喜而两眼昏花。我还得竭力压制住叫喊，保持理智的状态。作此假设时，我也得表现得自然而然，以使得我放弃第一种假设显得较为合情合理。我这样做取得了成功，我也就有了一个钟头的平静，这么做毕竟也是不简单的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再一次拒绝见指导神甫。我当时正躺着，从天空里的某种金黄色可以看出，黄昏已经临近。我刚好放弃了上诉，感到血液在全身正常流动，我不需要见指导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写信给我了。这天夜晚，我反复思索，心想她大概是已经厌倦了给一个死刑犯当情妇。我也想到她也许是病了或者是死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既然我跟她除了已经断绝的肉体关系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关系，互相又不思念，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具体的近况呢？再说，从这时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如果她死了，我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后，人们一定就会忘了我。他们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无情无义的。
想到这里时，指导神甫进来了。我一见他，就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必害怕。我对他说他今天来没有按惯常的时间。他回答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访问，与我的上诉无关，事实上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小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和蔼。
他坐了一会儿，把手搁在膝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双手细长而又结实有力，使我联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双手，而后，就这么坐着，老低着头，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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