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们单位新来的一个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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