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中，人格的具体差异消失了。在这种情形中，重要的是，某人有东西可出售，以及某人有钱可买这个东西。在经济生活中，人与人没有不同；因此，必须培养每个人独有的特点，才能显示出个人的个性出来。
积极性的自由也含有以下这个原则，即是：在此一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人就是他的生活的中心与目的；人类特有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惟一的目的，决不可拿其它假定更具尊敬的目的，来取代此一目的。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反对。这种说法岂不是主张毫无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吗？这岂不是反对为理想而牺牲的观念吗？接受这种说法岂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须加以澄清，以免滋生误解。
主张人除了服从自己外，不应服从任何较高的东西，并不是否认理想的尊严。相反地，这才是最有力地肯定理想，可是，它强迫我们对什么是理想，要做批评性分析。如今。人们普遍地易于假定，理想是任何一种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并不计较物质的收获；理想是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为了这件事，而牺牲自己的目标。这纯粹是对理想的一种心理观念。从这种主观的看法来看，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一方面想使自己屈服在一个较高的权力之下，一方面又想统治其他的人）的理想，又和一个想为人类平等与自由而奋斗的人的理想，有什么不同呢？以这种看法做基础，我们永远不能解决关于理想的问题。
我们体验到真正的与虚伪的理想之间的不同。所有真正的理想都有一共同之处：“它们表示出于对某件事的欲望，这件事尚未完成，可是，这件事对达到个人成长与幸福的目的，是值得想望的。”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什么合乎这一目的i就人类发展而言，我们也可能不会对某一理想或其它理想的功能看法一致，但是，这对一种相对主义而言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相对主义认为，我们不能知道，什么可促??进生活，什么会阻碍生活。我们不一定能确知，哪一种食物是有益健康的，哪一种食物是对健康无益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辨识毒药。同样地，我们如果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精神生活有害的。我们知道，贫穷、威胁、孤立，对生活是有害的；我们也知道，任何有益于自由，和给予勇气及力量，使人可以实现自我的是对生活有益的。什么对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并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以经验为根据的问题；根据对人性的分析，及对某种环境之于人的影响的分析，便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可是，像法西斯主义之不利于生活的“理想”又怎样呢？人们追求这种错误的理想，与追求真正的理想、其热心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又怎能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呢？若干心理上的条件，提供了对此问题的答案。被虐待狂的现象可以使我们了解，人可以被弄得想要受苦或屈服于他人。毫无疑问地，受苦、屈服于他人，或自杀是违反生活的积极目标。然而，有人却认为被虐待是愉快的。这种喜欢做对生命有害之事的现象就是病理学上所谓反常现象。许多心理学家曾认为，好逸恶劳是指导人的行为的惟一正确的原则；可是动态心理学则显示出，就人类幸福而言，主观的快乐经验并非一定是衡量某种行为价值的标准。对被虐待狂现象的分析，就是眼前的一个实例。这项分析指示出，快乐的感觉乃是一种病理反常的结果，不见得于人有利。因此，我们可以给真正的理想下一定义：任何可以促进自我生长、自由与幸福的目标就是真正的理想。而那些主观上是快乐的（例如想要屈于他人之下），但实际上对生命是有害的强迫性和非理性的目标，则是虚伪的理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定义，我们即可肯定地认为真正的理想决不是某种高于个人的神秘力量，真正的理想明白地表示出，对自我的无上肯定。凡是与此原则相反的任何理想，都不能称之为理想，而只是一种病态的目标。
现在，我们又遇到另一问题，即是牺牲的问题。我们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否就是除了牺牲（包括牺牲生命）以外，不屈服任何较高的权力？
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法西斯主义宣称，自我牺牲是最高的德行，牺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悲剧性事实，即是，我们肉体的我的需要与精神的我的目标是冲突的：为了精神的我的完整，而必须牺牲肉体的我。这种牺牲将永不失其悲剧性质。死亡决不是甜美的，即使为了最高理想而牺牲生命，这不是件愉快的事。死亡虽然痛苦，但却是对我们个人人格的至高肯定。这种牺牲与法西斯主义所宣扬的“牺牲”是根本不同的，法西斯主义所说的牺牲，不是人们为了肖定自我，而可能必须付出的最高代价，相反地，牺牲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这种被虐待狂似的牺牲是否定生命，是消灭自我。这种牺牲与真正的牺牲是相反，正如同自杀是违反生活目的的。真正的牺牲的先决条件：是为了追求精神的完整，那些已失去精神完整的牺牲，不过是掩饰他们精神的瓦解。
我们会遭到最后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根据自发的意义，允许个人自由行为，如果个人只承认自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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