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和强壮及无意义、失权势的感觉之冲突中，他如能使自己变得毫不重要。如能克服个人独立的这种感觉，他就可脱离这种冲突。要想达到这目的，方法很多，认为渺小与无助是方法之一，沉湎于痛苦中又是其一，如痴如狂者是其一，如都不能免除这种孤独的负担，就只有了却自己才能获得解救。
在某种情况下，这些被虐待狂者一旦发现某一种的社会文化形态能满足他们被虐待欲望，看起来他们是成功了，（如同法西斯主义理论下被屈服的千万人民一样），他们认为能与几百万同胞共享安全，实际上这种被虐待狂的办法并不比精神患者的办法强多少。在个人方面虽然较显著的痛苦得以减除，但是内在的冲突及寂静中的不免仍然存在，然而当被虐待狂欲望找不到适合的文化形态时，这种被虐待狂的解决方法就将没有用武之地了。有时虽然从这个无法忍受的环境脱出，但却又掉入另一痛苦的深渊中，如果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而有目的的，则被虐待狂的行为将如精神患者一样的无法解释了。这也就是专研究情绪与心神不安者所告诉我们的：人类的行为有时是被某种无法忍受的心理状况所推动的，有的只要隐藏住就可以，有的则不止于此，精神患者的举措像在恐慌中的不合理行为一样，如同一位陷于火窟的人，拼命的站在窗前喊救命，他根本就忘记在噪杂中难有人听到，和几分钟内还有可从楼梯逃生的可能性。他喊叫的目的是要得救，结果却招致一场大灾难。同样地，被虐待狂者努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虚伪的思考也可能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有许多以合理及切合实际的立场来解一项行为或一种想法，可是，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有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或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却常常是合逻辑的和合理的。它之所以不合理，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
有一个大家都晓得的笑话，可说明这种不合理的“合理行为”。有一人向邻居借了一个玻璃罐，不小心把它打破了。当邻居索还这个玻璃罐时，这个人说：“第一，我已把它还给你了；第二，我根本从没有跟你借这个罐子；第三，当你借给我时，它已经碎了。”再举一个例子。有某甲破产了，向他的亲戚某乙借钱，某乙不愿借钱，于是说，他不借钱是因为借钱给他，无异于助使他更不负责任，和依靠别人的帮助。这个理由可能很有道理，但是这是种：“强词夺理”的行为，因为某乙根本就不愿借钱给某甲，所以，虽然他自以为，他不借钱的动机是出于对某甲的关怀，而实际上，他的动机是出于自己的吝啬。
因此，我们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他的话是出于衷心，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要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地思想”，而不是“想些什么”。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创新的；所谓创新，不一定是指前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把思考当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新鲜事情。“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在本质上便缺少这种“发现”的本质；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过是想要肯定他本人的情感上的偏见而已。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是一种藉以洞悉事实真相的工具，而是一种事后想要把一个人的愿望与现实情况加以协调的企图。
感觉和思考是一样的，也有真伪之分，现在，从日常生活中选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之。我们曾观察过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中，他快乐而善谈。显得非常幸福和满足，在告辞时，他带着友善的笑容，告诉主人他玩得很高兴。当门关上这一刹那时刻，我们特别仔细地观察他，我们注意到，他的面部表情突然改变了，笑容消逝了；当然，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现在他孤独了，没有必要做出笑容了。可是改变不仅是笑容消失了而已。在他的脸上还可以出现了深刻的忧愁。这种表情可能只停留几秒钟，然后，面孔又戴上了经常有的，象面具似的表情。这个人进入汽车，回忆在宴会中的情形，思量他是否表现得很好，最后，他认为他对宴会中表现得不错。可是，在宴会里，“他”是否快乐呢？在他脸上出现短暂的忧愁的表情，是否是毫不重要的片刻反应行为呢？在对此人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回答上述的这些问题。可是，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线索，来了解他的快乐表示些什么。
当天晚上，他梦到他与“美国远征军”一同赴战场。他已接到命令，要他通过敌人阵线，到敌军的总部去，他穿上德国军官的军服，然后，他突然发现他和一群德国军官在一起。他感到惊奇的是，敌军的总部是那么舒适，每个人对他那么友善，可是，他越来越害怕，他们会发现他是名间谍。其中有一个对他特别友好的年轻军官走到他前面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生。你现在就开始说笑话，大笑，使他们大笑，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到你的笑话上，而不会注意你了。”他非常感谢这个忠告，于是开始大笑和说笑话。最后。你讲的笑话太过火了，于是其他的军官开始发生怀疑，可是，他们越是对他感到怀疑，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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