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良知”也是“内心苦行理论”的根据，而在早期的加尔文教义及以后的清教教义中，内心苦行理论是其明显的一个特色。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虚，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现在，笔者且把本章的讨论，做一总结。
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各阶层，都具有一项重要的意义：个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但是，同时他也可以自由的作为和独立地思考，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不必听命于他人。
可是，照各不同社会阶级的份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来看，这两种自由的分量是不平均的。惟有最成功的社会阶级才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与权力。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合理的打算的结果，他们可以扩展，和聚集财富，这种有了钱而成为新贵的人，和出身门阀的贵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统治与个人主动的新感觉。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必须统治群众，而且必须彼此作战，因此，他们也不能免除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可是，整体而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对新的资本主义者是显著的。在新贵族的环境中生长的文化，亦即是文艺复兴的文化，表现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在文艺复兴的文化中，表现出人类尊严、意志、与自主的新精神，虽然，也表现出失望和怀疑的态度。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神学教义中，便强调个人活动与意志的力量。那一时期的烦琐派学者并不反抗权威，相反地，他们接受权威的指导；但是，他们强调自由的积极性意义，人也有决定其自己命运的一份。他们并且强调人的力量、尊严、及意志的自由。
在另外一方面，较低的阶级，城市中的穷人，尤其是农夫，渴求自由，切望不再受到经济与人的压迫，他们对教条的细微区别不感兴趣，而对圣经的基本原则感到兴趣，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友爱与正义。他们希望积极参加政治革命及宗教运动方面。
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中产阶级的反应。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固然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但却也对他们构成一项很大的威胁。在十六世纪初期，中产阶级的个人还不能由于获得自由，而得到权力及安全感。自由带来的是孤立与个人的不重要，而没有带来力量和信心。此外，他对有钱阶级的奢侈及权力，充满了憎恨。新教教义便表示出这种不重要性与憎恨的情绪；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
于是，新教的教义非但表示出一般中产阶级的感觉，而且，由于把这种态度合理化和系统化了，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不仅如此，新教教义还为个人指出一种克服他的焦虑的办法。新教教义告诉人们，要完全地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本性的邪恶，要认为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赎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还要不停地努力——藉着这种种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怀疑与焦虑；必须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宠爱，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属于获救的一类人物中。新教教义解答了受恐吓的、孤立的、没有根的个人的人性需要。这种由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和受到宗教理论的强化的新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塑造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种个性结构的一些属性——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俭约，把一个人的生活成为达到别人权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注释： （1）：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论及“中世纪社会”及“中世纪精神”时，我们所谈到的是理想的形式。当然，事实上，中世纪并不是突然地终止，而现代社会则接着开始。凡是现代社会特征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力量，都是在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中世纪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在中世纪，资本这一角色已开始成长，同样地，城市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开始发生。在历史上一向如此，新的社会制度的所有要素在旧秩序中便已经发展了，随后，新的秩序便代替了旧的秩序。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过程是延续不断的，许多现代的要素，在中世纪晚期便已存在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基本不同处，也不能否认“中世纪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以科学的客观性及准确性作幌子．忽视或否认这些事实必将使社会研究成为许多琐碎事情的集合体，因而，使我们无法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机动性。
（2）：【原作者注】免罪令的作法与理论似乎是对资本主义的日益重要的一个很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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