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某些矛盾，或者试图掩饰一个他用理性来压抑的观念。了解了非意识因素的活动之后，我们便知道，应该对言辞存怀疑态度。而且不可以其表面价值来评断一事。
分析观念主要需要做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测定某一观念在整个理念系统中的分量；第二项工作是决定，我们是否用理性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理性可以区别出思想中的真正意义。关于第一点的例子是：在希特勒时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的是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事实上，他对和平条约的确是愤怒不平。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他的整个政治意识形态，我们便会发现，它的基础是对权力与征服的强烈渴望，而且，虽然他在意识上，强调对德国的不公平，但是，实际上，这种想法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占多大分量。至于，一种思想之自以为是的意义，及其真正的心理上的意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从路德学说的分析中获之。
我们说，基于人的无权力，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服从。他自己说，这种服从是一种自动的服从，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爱心。因此，根据逻辑的推理，有人会认为，这不是服从。但是，在心理上，从路德思想的整个结构上来观察，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爱或信仰。实际上就是服从，虽然，在意识上，他以为他对上帝的服从，是出于自动的和爱心的，可是一种无权力及软弱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心灵，使他与上帝的关系的本质，成为一种服从。（正如同，一个人在意识上对另外一个人有被虐待依赖性，而却常常以为这是“爱”。）因此，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他所说的未必是真心话。我们相信，惟有在分析了他的观念的心理意义之后，才能了解在他的体系中的若干矛盾现象。
笔者现在根据路德新教的整个体系的前后关系，所显示出的意义，来分析路德新教的教义。笔者不拟引用与路德或加尔文若干教义有冲突的一些句子，如果笔者认为它们的分量及意义并未形成真正的冲突的话。但是笔者所做的说明，并不是专门挑一些适于笔者之说明的句子，而是以研究路德和加尔文的整个体系，或研究其心理基础，作为笔者论证的依据。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宗教改革的教义中，那些是新的东西，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在中世纪教会的神学中，什么是基本主要的。在进行此一工作时，我们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也就是当我在讨论“中世纪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时，所遭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在经济方面，没有一种结构会突然地改变成另外一种结构，同样地，在神学方面，也没有这种突然的改变。由于路德与加尔文的若干教义，与中世纪教会的教义是那么相似，以至于有时候很难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天主教与路德新教及加尔文教派都否认，人可以靠他自己的品德及德行，就可以获救，上帝的恩宠是惟一可以获救的方法，没有上帝的恩宠，人是决不能自救的。然而，旧的神学与新的神学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本质上，天主教的精神不同于宗教改革的精神，尤其是在人类尊严与自由，及人的行为对其自己命运的影响方面，更有很多差异。
在宗教改革的很早以前，某些原则就是天主教神学的特征，即是以下这些学说，人的本性虽然由于亚当的罪恶而败坏了，但是内心里，还是追求至善的；人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向往至善；人的努力对他的超脱还是有用的；以及，基于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功劳，再靠着教会的圣礼，有罪的人便可获救。
然而，若干位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像奥古斯汀与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一1274）虽然也持着上述的这些看法，但同时，他们教授的教义却具有极不同的精神。阿奎那虽然宣传命运前定的教义，却一直强调意志自由是他的基本教义之一。他必须以最复杂的种种解释，来沟通自由学说与命运前定教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虽然这些解说不见得能满意地解决这些矛盾，他并未放弃意志自由，及人类努力对人类超脱有所帮助的这些看法，即或意志的本身可能需要上帝恩宠的支持。
在论及意志自由时，阿奎那说，如果认为人没有做决定的自由，而同时又认为人甚至有自由可以拒绝接受上帝赐予他的恩宠，那么这将抵触了上帝与人的本性的本质。
其他的神学家较阿奎那更强调人类之努力可以使自己获救。布纳芬杜拉（Boura，1221—1274，意大利哲学家及红衣主教）说，把恩宠赐予人类原是上帝的意旨，但是惟有有德行而想要接受恩宠的人，才能得到恩宠。
在十三、十四、及十五世纪时，在杜恩斯·史考特斯（Duns Scotus，1265？一1309，苏格兰神学家）、奥坎（William of Ockham，11349？英国哲学家）拜尔（Biel）的体系中，越加地强调布纳芬杜拉的这种看法。这是要了解宗教改革新精神的一项特殊发展，因为路德特别抨击中世纪后期的烦琐派哲学家。
杜恩斯·史考特斯强调意志的重要性。意志是自由的。由于意志的实现，人也就实现了他自己，而这种自我实现便是对个人的最高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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