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的小说家之列，而凡是读过我写的东西的读者，都不会指望我把这部小说列为寓言。有那种想法的读者，你只能另寻别处。作为一名不乏经验的小说家，我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小说的目的是提供审美上的愉悦，它没有什么使用目的。小说家的任务不是推动哲学理论，那是哲学家的事儿，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既然有些颇具才智的人把《白鲸》看成是一则寓言，那么我最好还是谈谈此事。他们是把麦尔维尔自己的说法当成反话了：“他害怕，”他曾写道，“自己的作品被看作恐怖的神话，或者更糟糕、更可恶的是，被看作骇人听闻、让人难以忍受的寓言。”当一位经验老到的作家说了一席话，我们认为他此话当真，而非评论者所言，这并不算轻率吧？诚然，在一封写给霍桑太太的信中，他坦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曾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整部书可以套用寓言的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的打算写一部寓言。或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也是出自偶然，而且（就像他对霍桑太太所言表明的那样）他对此也是感到十分的惊慌。我不知道评论家是如何写小说的，但我了解小说家如何写小说。他们并不是看到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例如“诚实才是上策”或者“闪闪发光者，未必尽黄金”，然后就说“咱们来写一篇相关的寓言吧”。一群通常由相识之人所联想到的人物激发了他们的想象，与此同时，或者过上一段时间，一件事情或一连串事情（有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的，或是凭空编造的）突然浮现在他们脑海中，使得他们能够适当利用这些事情来发展头脑中已经出现的主题，具体做法则是将人物与事件协调起来。麦尔维尔并不耽于幻想，至少在他试图幻想的时候（比如在《玛迪》当中），栽了个大跟头。的确，某些评论家因此批评他缺乏创造力，我觉得这实在没道理。真实情况是，当他拥有深厚的经验基础（不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经验）来支撑自己时，他的创造便更具说服力，但大多数小说家都是如此，当他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想象的翅膀便自由驰骋、强健有力，而当他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比如说《皮埃尔》），他就胡写乱写。麦尔维尔确实生性“爱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沉迷于玄学，雷蒙德·韦弗奇怪地将之称为“溶解在思想中的痛苦”。这是一种狭义的观点，对此人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的，都是灵魂遭遇的最重大问题。麦尔维尔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属于理性的，而是非常感情化；他之所以有某种想法，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诸多思考为后人所铭记。我本该想到，刻意写一部寓言，需要作家具有一种思想上的超然态度，而麦尔维尔并不具备。
斯托尔教授已经指出，对《白鲸》的象征主义解读其实是十分荒谬可笑、彼此矛盾的，也受到了并无恶意的公众的责骂。其言凿凿，本人无需再作赘述。可是出于对这些评论家的辩护，我还是要说：小说家并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根据其目的编排生活。他要根据自身的独特性情来处理手头的资料。他绘制的是一幅连贯的图画，但其图案要依照读者态度、兴趣、个性的差别而变化。那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雄姿勃发、直冲云霄，根据你的偏好，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期待同上帝融合到一起的象征；或者呢，由于一座山脉会被地层深处那剧烈的震动所掀翻（如果你乐意相信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邪恶欲望的象征，这种阴沉的欲望将要毁掉此山；或者你想赶时髦的话，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生殖象征。牛顿·阿尔文将亚哈的象牙假肢视为“一种双关的象征，既代表他的阳痿，亦代表针对他的独立男性法则”，而将白鲸视为“原型父母，是父亲，没错，但也是母亲，因为她成了父亲的替代者”。艾勒里·赛德维克称：该书正是因为其中的象征才伟大，在他看来，亚哈代表着“人与人的情感，他热衷思索、目的明确、笃信宗教，全力以赴地对抗天地间的神秘伟力。他的对手莫比·迪克就是这个神秘伟力。它并非其缔造者，但与宇宙之法则（抑或无法则）中的公正无私别无二致，而这种公正无私，以赛亚虔诚地认定是上帝所造”。刘易斯·蒙福德把白鲸看作恶的象征，把亚哈同白鲸的较量看作善恶之间的较量，而善的力量最终被击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很符合麦尔维尔那忧郁的悲观主义思想。
不过寓言就像不好驾驭的动物；你可以拽住它的头，也可以拉住它的尾，而在我眼里，截然相反的解释同样讲得通。为什么我们就得把白鲸看成恶的象征？诚然，麦尔维尔让叙事人以实玛利呈现出亚哈的疯狂激情（即报复这头曾经毁了自己一条腿的畜牲），但这是他必须采用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因为书中已经有了代表理智的斯达巴克，其次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分担（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同情）亚哈的一意孤行，从而让读者接受这种安排，不会认为不合情理。而蒙福德教授提到的“无谓之恶”，指的就是莫比·迪克在遭受袭击时的自我捍卫。
“Cet animal est très mét，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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