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就是，他写得很差。乔治·森茨伯里认为，这是由于十年以来，他为糊口匆匆写了大量小说而造成的。这个说法我可不能信服。巴尔扎克是一个粗鄙之人（不过粗鄙不正是构成他天才的一部分吗？），文章写得也很粗鄙，啰里啰嗦、自命不凡，常常还不恰当。当时的一位重要批评家埃米尔·法盖在其研究巴尔扎克的著作中拿出整整一章讨论这位作家在品味、文体、句法和语言上所犯的错误；确实，有些错误十分明显，不需要多深厚的法语知识就能看得出来。巴尔扎克对自己母语的优雅没有什么感觉。他从来不会想到，散文体可以在方方面面同律诗一样漂亮和雅致，让人心生愉悦。不过虽说如此，当他身上尚有旺盛活力的时候，也能通篇写出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它们都不会玷辱拉罗什福科。
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从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的作家。他首先写的是草稿，经过大幅度的重写和修改，最后交给印刷厂的手稿几乎都已无法辨认。等校样交还给他的时候，他对校样的态度，就好像这只是预期作品的一个粗略大纲似的。他不光添词，而且增句；不光增句，而且加段；不光加段，而且整章整章地补充。当校样再次排版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变更与修改，等把定版交给他，他又着手改稿，做更多的变动。在这之后，他才同意将书出版，而且前提条件就是，未来的版本容许他做出进一步的修改。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十分高昂，导致他跟出版商争吵不断。
巴尔扎克同编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实在是冗长、乏味、让人很不舒服，我会简短说的。这个人很无耻。他会先拿走一本书的预付稿酬，拍着胸脯说某天一定交稿；然后，由于又出现赚现钱的机会，他会受此诱惑而中断手头的工作，把匆匆写出来的一部小说或者一个短篇交给另一个编辑或出版商。于是，他时常被起诉违反合同，要赔诉讼费和赔偿金，这增加了他本已沉重的负债。因为只要他成功获得撰写新书的合同（有时根本没人找他），就会马上搬进花费重金装修的宽敞公寓，购置一辆篷顶马车和两匹好马。他雇了一名马夫、一名厨师和一个男仆，给自己购置衣物，给马夫买上制服，还买了好多铁板来修饰一枚根本不属于自己的盾徽。盾徽属于一个叫巴尔扎克·昂特拉格的古老家族，而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又添上de这个附加的小品词，为的是让自己显得出身高贵。为了支付这些巨额开销，他向自己的妹妹、朋友、出版商借钱，不断地签账单，一续再续。他债台高筑，可还是照买不误——珠宝、陶瓷、橱柜、龟甲、绘画、雕塑；他用摩洛哥羔皮把书装帧得十分精美，他有很多手杖，其中一根还镶嵌着绿宝石。为了一次盛宴，他就把餐厅重新布置一番，完全改变装璜。有时候债主逼得紧了，他就把这些财产当掉许多；时不时有当铺主前来没收家具，然后公开拍卖。什么也没法挽救他了。他借起钱来简直不顾廉耻，可他才华横溢，让人钦佩不已，所以朋友们的慷慨之心很少被其耗尽。女性通常是不乐意借钱给别人的，但很显然，巴尔扎克发现她们很好说话。他全然没有分寸，从她们手里借钱的时候，看不出他有一丁点的顾虑。
应当记住的是，他的母亲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才使他免于破产；两个女儿的嫁妆进一步减少了她的积蓄，到了最后，她所能留下的财产只有位于巴黎的一处房子了。等她终于发现自己极度拮据的时候，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安德烈·比利在《巴尔扎克传》第一版中曾引用过，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1834年12月。你在信中同意，从1835年4月1日起，每个季度给我两百法郎，好让我支付房租与女佣的费用。你应该清楚，我不能过穷日子；你的名气已经很大，生活也很奢侈，以至于我们之间在处境上的差别很令人吃惊。我认为，你所做的这一承诺，是一种报答性的恩情。如今是1837年4月，也就是说，你已经欠了我两年。就这一千六百法郎而言，你在去年12月给了我五百法郎，而且就像粗暴的施舍一样。奥诺雷，两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接连不断的噩梦。你没有能力帮我，这我并不怀疑，但结果是，我靠抵押房子借来的金额已经贬值，如今再也筹不到钱了，我手头全部值钱的东西全都当出去了；我最终到了要张口对你说‘面包，我的儿子’的田地了。几个星期以来，我所吃的，全都是我那好心的女婿给我的，可是奥诺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好像有钱去做各种花费高昂的长途旅行，既浪费你的金钱又损害你的名誉——由于你未能履行合同，每次回来，这两样都大打折扣——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都要碎了！我的儿子，既然你能供应得起……情妇、镶嵌珠宝的手杖、戒指、银器、家具，你的母亲让你履行自己的承诺，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妥吧。她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张口，而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
收到这封信，他回复道：“我觉得你最好来巴黎一趟，咱们谈上个把钟头。”
巴尔扎克的传记作者说，既然天才有自己的权力如此，所以我们不应以常人的标准去评点巴尔扎克的行为。这可是观点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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