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要求他离开米兰。他定居巴黎，在随后的九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他频繁出入于欣赏智慧的沙龙。他也不口吃了，成了一个有趣而锐利的健谈之人，最厉害的时候同时跟八到十个自己喜欢的人交谈；但是同许多滔滔不绝的人一样，他往往一个人把着谈话。他喜欢制定规则，一旦有人不同意，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出于惊世骇俗的目的，他颇有些放任自流，沉浸于淫秽亵渎之中，挑剔的批评家们认为，无论是逗乐还是煽动，他常常都是强装幽默。司汤达无法忍受无聊，觉得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都不是流氓无赖。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唯一一次感情似乎得到回报的韵事。德·古利亚尔伯爵夫人（闺名克莱芒蒂娜·布若）已跟自己忌妒而暴躁的不忠丈夫分开。她是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而司汤达已年过四十，是个又胖又矮的人，长着厚实的红鼻子，大腹便便、屁股硕大。他戴着红褐色的假发，还染了胡须与之相配。他用有限的收入尽可能穿得体面。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被司汤达的智慧与幽默深深吸引，经过适当的一段时间，他便展开“进攻”，对于他的求爱，她以适合自己年龄的方式表达了谢意。在他们交往的两年当中，她总共给他写了两百一十五封信，每一封都恰如司汤达期望的那般浪漫。由于唯恐激起她丈夫的怒气，他都是偷偷来看她。我来引用一下马修·约瑟夫森的记载：“他乔装打扮一番，乘马车从巴黎出发，在黑暗中全速赶往她的别墅，午夜后才能到达。德·古利亚尔夫人跟司汤达小说里的任何女主人公一样大胆。有一次，来了不速之客（可能就是她的丈夫）破坏了他俩的幽会，她赶紧让他到地下室去，撤掉他爬下去的梯子，关上活门。在漆黑空幻的地槽里，身陷其中的司汤达困在里面（简直就是坟墓）整整三天，而痴心一片的克莱芒蒂娜为他准备好吃的，撤下和架起梯子偷偷来看他，甚至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把密闭便桶都拿了下来，然后再去倒掉。”司汤达后来写道：“当她在夜里进地下室的时候，显得十分崇高。”然而不久之后，这对情人之间出现争吵，有如他们的感情一样激烈，这位女士最终抛弃司汤达另寻新欢，对方可能是个容易取悦、让人兴奋的情人。
而后发生了1830年大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继位。此时的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后留下的那点儿积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他已经重新回到成为著名作家的旧有雄心上来）给他既未带来金钱也未带来声誉。《论爱情》于1822年出版，但十一年中只卖掉十七本。而1827年出版的《阿尔芒斯》则在评论界和公众中都未获得成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曾试图谋得政府职务，随着政权更迭，最终被派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然而由于其同情自由派分子，奥地利当局拒绝接受他，于是又被调到了教皇国的契维塔韦基亚。
他对官职并不在意，而是不知疲倦地四处观光，只要有机会，就会出外游览。他在罗马找到了欣赏自己的朋友。但尽管有这些消遣，他还是极度的无聊和孤单；五十一岁的时候，他向一个年轻女孩儿求婚，对方是他的洗衣女工和一名领事馆小职员的女儿。令他沮丧的是，求婚被拒绝了，人们或许以为是由于他年纪大、性格差，实则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1836年，他说服部长给他安排了个小职务，让他得以在巴黎生活三年，而他的位置被其他人暂时占据。此时的他身体相当肥胖，而且易患中风，但这并不妨碍他穿着入时，谁要是对他的外衣款式或者裤子样式表示轻蔑，都会极大地冒犯他。他继续示爱，却无甚收获。他相信自己依然深爱着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并试图恢复同对方的关系。两人分手后已有十年，她很明智地答复说，火已熄灭，余烬无法重燃。她还告诉司汤达，他是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此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梅里美记述道，这一打击让他心都碎了：“他一说到她的名字，声音就会变……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不过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完全恢复过来，又去向一位戈蒂尔夫人大献殷勤，再度失败。最后，他被迫返回契维塔韦基亚，两年后在那里得了中风。刚一恢复，他就请假去咨询日内瓦的一位著名医生。他从那儿搬到了巴黎，又过起了原来的生活。他参加聚会，高谈阔论、兴致不减。1842年三月的一天，他参加了在外交部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当天晚上，在沿着大街散步的时候第二次中风，被抬回住处的第二天即去世。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却从来没有领悟到，只有在不刻意追求的时候，才会真正得到快乐；而且，也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明白快乐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说“我很快乐”；而只能说“我曾经快乐过”。这是因为快乐并非福利、满足、安逸、愉悦、享受：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快乐，但它们本身并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