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九百九十三张票全部赞成君宪。过几天参政院将受各省国民大会的委托，向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书的草稿已拟好了，你先看看。”
袁克定将散乱在茶几上的《顺天时报》整理好，重新放进抽屉里，随手将推戴书的草稿拿了出来。
杨度接过后很快浏览了一遍：“这是哪个才子写的？写得不错嘛，我看可以用，不需作什么改动了。”
“这是杨士琦写的。”袁克定淡淡地说，“好是好，但较空洞，没有把总统的丰功伟绩写出来。这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没有讲清楚总统对国体的转变态度。那年就职誓词上说抵死捍卫共和，永不让帝制复辟，现在为什么又接受拥戴登基做皇帝，这个过程没有写清楚。”
杨度想，这的确是个大事，誓词上那番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话，距今不到四年，真可谓墨汁未干，言犹在耳，现在又来自我否定。这该怎么向世人解释呢？
“杨士琦是写不好这个过程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亲身经历，而你可以写，因为你当初也是积极主张共和的，现在又积极主张帝制。你自己是怎么转变的，清理清理，写出来就行了。你说呢？”
袁克定盯着杨度看了一眼。这一眼，把杨度的心看得急跳起来。他似乎觉得袁克定在审讯他，审讯的潜台词是：你自己是怎么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一种羞惭感在他的心里慢慢升起。
自己是怎么改变的？一半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一半是想捞取新朝宰相的资本。这种心思已经是不能和盘托出了，至于袁世凯，他的心思只有一种，即建立他个人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威权，建立万世一系的袁氏王朝。而这，能公之于世吗？
杨度颇觉为难地说：“杏城写的这个推戴书也是费了很多心血的，何况他位居左丞又死爱面子，不用他的，他会不高兴的。”
“用，他这份推戴书一定用。”袁克定果决地说：“皙子你饱读历史，应该知道自古帝王即位都是三推三让的。总统登基，怎么可以只有一次推戴呢？杨士琦的这份算是一推，总统就来个一让。这第二次推戴就由你来写，总统再来个二让，接下来再三推三让，最后才是总统祭天践位。这才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皙子，再没有谁的文章能超过你了，你就写吧，三天内写好。除写清楚转变过程外，还要敷陈总统的功绩。”
文章是不好做，但既要当新朝的宰相，再难做的文章，也要做它个锦团绣簇，否则今后怎么能服得了众呢？
回到石驸马大街洋楼后，杨度便关起门来构思这份第二次推戴书。他要把自己这几十年间所练就的做文章的浑身解数都使出来，做好这篇为新朝莫基的雄文。
他设想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袁世凯唱颂歌，后半部分为袁世凯作辩护。前半部分颂歌又分两部分，即功业和德行。
袁的功业是显赫的，这部分好写。他很快便写出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业来。至于德行方面，他难以下笔了。世间都说袁世凯是借革命党来压清室孤儿寡妇，又借清室孤儿寡妇来邀功于革命党的奸佞。杨度心里十分清楚，袁世凯正是这样一个人。称之为奸雄，可以当之无愧，表其盛德则纯为欺世。欺世就欺世吧，事情做到这个地步，也只得如此了。
杨度咬断了几根笔杆后，终于也写出了后半部分来。称赞袁世凯对清廷洵属仁至义尽，而终于不能保全，乃历数迁移，非关人事，至于为皇室争得了优待，实为“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把袁世凯打扮成为一个比商汤、周文还要高尚的圣君。
最难着笔的是辩护词了。他冥思苦想，没有其他更好的托词，只能从循民意这个角度来入手。凑来凑去，他也写出了一段文字来：
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当时以共和为国体是民意，现在改以君宪为国体也是民意，元首惟民意是从，至于责任，则由国民自负。文章是做得圆滑，但杨度心里明白，所谓国民公意，究竟代表了几成国民，那就很难说了。
终于把这份第二次推戴书写成了，犹如卸掉了一副千斤重担，杨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这是平生做得最为艰难的一篇文章！倘若第三次推戴书再要自己来写，即使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也难以对付了。幸而袁世凯读了这份推戴书后十分满意，他无意仿效古礼，不需要第三次推戴，便同意接受民意。
杨度得知后很是兴奋，他赶紧告诉孙毓筠。孙毓筠也很激动，便提出由他们二人以宪政协进会正副理事长的名义，上一道促袁世凯登极折。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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