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侧过脸来问，他对儿子这句话很有兴趣。
“有一天，儿子问他王氏帝王之学是什么。他从先天下午一直说到第二天凌晨，将其师的帝王之学说得精彩至极，令儿子怦然心动，暗思今日房玄龄已降世，可惜不见唐高祖。”
袁克定表面恭敬礼让，犹如谦谦君子，其实野心大得很。六年前，袁世凯为他和克文聘了一个扬州人方地山为家庭教师。此人十岁中秀才，是个早发的神童，但后来试场中却不得意，并未中举人、进士，于是进了北洋武备学堂当教习，同时也为天津的《大公报》写文章。方地山的文章写得好，文名也便越来越大，终于被袁世凯看中延为西席。方地山饱读经史诗文，自视绝高，但文人习气极重。他一面自许为管乐诸葛之材，一面又诗酒风流，放荡不羁。他的这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秉性悬殊的学生。其放浪形骸传给了克文，其政治野心感染了克定。有一次，他曾经十分认真地对克定说：“我熟研史册，默观世事，深觉今天的天津就是当年的太原，宫保大人乃唐公李渊，大公子即秦王世民，愿好自为之。”此话被克定牢牢记在心中。看着父亲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他也越来越相信老师的预测，暗中隐隐以李世民自期。当然，这种期许只能藏在心底深处，包括父亲在内，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半点。今日灵感忽至，他有意泄露半句，以窥父亲的态度。袁克定说完后，目光注视着父亲。
袁世凯停止了口中的咀嚼，两只眼睛发出闪亮精光，一只手紧捏着丰厚的下巴，沉吟片刻，突然虎地一下站起，盯着儿子厉声喝道：“谁说没有唐高祖，时机不到而已！”
袁克定又惊又喜地答道：“父亲说得对，只要时机到了，天会降唐高祖，百姓也会拥戴唐高祖。”
袁世凯在书房里“笃笃”走了两步，重新坐下，对儿子说：“自古至今，具有开基立国本事的人，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革故鼎新的时势不易具备罢了。一旦时势具备，便自有应时而出的人物。唐高祖、宋太祖等人固然是人中之龙，但也并不是那样高不可攀的。你读史书，要从这些个道理上用功。当然，今天是我们父子家里私谈，你不能对外面乱说。懂吗？嗯！”
“懂吗”这两个字，常常是袁世凯对下属晚辈训话时的结束语，有时在“懂吗”后面再加一个“嗯”字。凡说这种话的时候，听者不能有丝毫的疑问提出，必须不折不扣地去坚决执行。克定熟谙父亲的脾性，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战战兢兢地回答：“儿子懂。”
“你知不知道，王壬秋的帝王之学是一门并没有成功的学问？”袁世凯从口袋里又摸出一片人参来放进嘴里。
袁克定从书案上捧起墨玉杯，双手递给父亲。袁世凯喝了一口，将杯子放在一边的茶几上。
“王壬秋早年游说诸侯的事，儿子也略知一二，那天儿子也问过杨皙子。他说其师的帝王之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看，是了不起的，作为一番事业来看，的确没有成功。原因不在学说的本身，而在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无论是肃顺还是曾国藩，都不是值得辅佐的人。”
“哼！”袁世凯从鼻孔里冲出一个字来，像是冷笑，又像是讥讽。“杨皙子现在奉行乃师的这个学说，就会遇到值得辅佐的人吗？”
“杨皙子对儿子说过，他的帝王之学比起其师来有发展，他把洋人创造的君宪制加了进去。他说，改朝换姓，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没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作为背景是难以成功的。他不主张革命，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孙中山、黄兴也难说是命世之主。若行君宪则顺天应时。君宪制的内阁总理其实就是一国之主，但名义上却未变换朝代。杨皙子说可惜其师年轻时，君宪学说未传入中国。若当初以内阁总理来游说肃顺、曾国藩，则会成功，因为他们可以免去篡逆的罪名。所以，杨皙子说，他的学说是王氏帝王之学加西洋君宪学，也可以称之谓新帝王学，而此新帝王学在今天的朝廷里是有可值得辅佐的人的。”
“他具体说谁了吗？”
“没有。”克定知道父亲的心思，但杨度并没有说出“袁宫保”三个字来，他也不好捏造。“父亲，杨度还有一本从卜者手里得来的奇书，名叫《大周秘史》，是当年吴三桂手下的一个大臣，在大周政权失败后偷偷写下的一部史册。儿子看过，受益不小。儿子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父亲看，见父亲这一向很忙，故未提起。”
袁世凯一向祟尚实干，不把太多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决不是武夫莽夫。小时候在父祖辈的严格督促下，他也曾认真读过四书五经，练就一手端正的楷书，也能写得出通顺的文章，做得出规矩的律诗。他因此也看重读书人，尤其是那些有经济之术的读书人。于军政有用的书，他也间或读读。吴三桂这个历史人物，袁世凯对之有浓烈的兴趣，特别是他身边人所写的秘史，其中一定有许多外人不知的东西。袁世凯正需要这种书，他盼咐儿子：“你去拿来，我翻翻。”
袁克定从自己房间里拿来《大周秘史》，双手呈给父亲。袁世凯接过，前前后后地看了看，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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